6月20日，湖北省公安县政府通报，该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与家人和单位失去联系。近年来失踪或曾失踪的官员，还包括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胡星等。资料显示，失踪官员多数因涉经济问题出逃，常以休假为借口。(8月12日《新京报》)
如果外逃仅有少数案例，还可以用“非典型现象”作为开脱的理由，但众多案例不断出现，则是制度缺陷的暴露。有一起前车之鉴，就足以引起监管层的高度重视，及时补缺监管漏洞，强化源头管控。但是在官员屡屡以同一种方式外逃之后，监管迟滞下的“洞门大开”令人遗憾。
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贪官约18000人，卷款达8000亿元人民币。防止贪官外逃有很多经验，从技术层面来说，包括禁止官员设有海外账户、禁止官员参与海外项目、真实的个人财产申报、管好裸官、对举报及时查处、与国际刑警合作追逃等等。专家认为，贪官外逃一般要经过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等一系列过程。很多官员外逃都有一定的征兆，关键在于“堵之于国内”的机制能否发挥作用。
事实上，官员失踪已经有苗头，一些官员贪腐甚至裸官多年，并且被不断举报，但依然未能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被作为“可疑分子”加以调查，暴露出了体制内监管的缺陷。在现在的监督体系下，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软，平级监督无力，其官员处于事实上的监管失控状态。同时，按照时下的制度设计，一个官员的腐败行为往往由其自身承担责任，而官员的任免者和监管者，却不必为此承担连带责任，很多官员往往能在立案前或者立案后就“失踪”，却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正是如此，导致相关技术性手段运用不力，制度性建设也跟进不足。结果，很多贪官已经失踪多日，如何处理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于此，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慈衔，对于官员提拔乃至失踪官员，几乎没有责任倒查机制。不能做到“守土有责”，也是致使官员失踪(外逃)问题的弊病之一。如果在其他公共责任领域出现了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等，公职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但在官员任用以及监管上，却没有这样的制度设计，官员“带病提拔”或者携款外逃了，其责任往往只打在失踪官员身上，而具有管理和监督责任者，却不必为此买单。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各种技术性手段不断完善，但依然无法阻止官员失踪现象的发生。
拒贪官外逃于“国门”，其实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务。一是要加快立法，做好制度设计；二是要强化问责，激活内部监管；三是要强化信息公开，发挥外部监督作用。四是加强对外合作，加强事后追究。唯有实现内外结合，前后防范，标本兼治，才能使官员失踪现象得到根治。(唐伟 四川营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