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农民工阶层“打抱不平”
新京报：五年来最关注什么？
刘丽：都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像我现在回老家，就挺开心。（前几年）老家开发煤矿，污染很厉害，还有几千户都吃井水，吃不上自来水。我提了建议后，都吃上了自来水。
新京报：人大代表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刘丽：刚开始当选时我实际上啥都不懂，太复杂的想法也没有。开会了说你是农民工阶层的代表，这个群体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我就知道可以替这一群人打抱不平。
新京报：如今你对这一职务是否有了进一步认识？
刘丽：确实是，回顾这五年，虽然做得不是最好，但尽了最大努力。比如修改刑法，贩卖儿童买卖同罪，这个我也有相关提议。
这几年打击贩卖人口的力度相当大。有时我开玩笑说，没老公可以，没孩子不行。一个家庭，孩子丢失了，整个家庭都毁了，影响太大了。这一条能被采纳，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成立儿童家园弥补孩子爱的缺失”
新京报：今年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刘丽：主要是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和育龄妇女职场受到歧视的问题。
新京报：具体来说呢？进行过调研吗？
刘丽：我去了周边一些镇调研和走访，发现留守儿童多是隔代教育。特别是10岁到15岁这个年龄段，好多孩子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这几年有代表呼吁修改刑法，把（追究刑责的）18周岁降低。但实际上，这些孩子还意识不到触犯了法律。打个比方，有的孩子打破车窗偷一包烟、一瓶酒，大多是换成钱，到网吧上网。他们本质不坏，主要是缺乏心灵寄托和精神上的依靠。所以我建议由政府花钱，向社会购买服务，有这样一个儿童家园，供他们在读书外有一个去处。来弥补父母不在身边，（孩子）爱的缺失。
新京报：社会组织如何进行管理？
刘丽：可以选择做手工、画画、种菜等多种方式，并由专门人员对孩子们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
新京报：在育龄女性职场遭遇歧视方面有何提议？
刘丽：很多企业在招聘时就直接写要已婚已育人士。培养人才要花费很大代价，培养出来后，还没有给企业带来生产力，就要生孩子，还要带薪产假，所以企业本身压力也很大。
拿福建来讲，产假规定是158天，人社部门给产假的补贴是98天，广东也差不多。现在养孩子成本较高，如果两人都是工薪阶层，一个人上班很难支撑家庭开支。
我想说，是不是由政府提高产假补贴，让女性在传承人类最伟大的工程过程中，不用担心生存的问题。
资助贫困学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新京报：资助贫困学生有什么机缘吗？
刘丽：我找工作时，去当小食店的点菜员，他们说我没有初中毕业。当时挺受打击，就想以后有能力就多帮助几个。
新京报：见过资助的孩子吗？
刘丽：我见的第一个孩子，她爸爸因病去世，妈妈改嫁，姐弟俩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床上搭着雨棚，避免下雨床被漏湿。后来姐姐要去外地读书，我就帮助了姐弟俩。姐姐读了幼师，年前刚结婚。
新京报：共资助了多少学生？
刘丽：有五六百人，大多是因为父母亲丧失劳动能力上不起学。但这些学生不是我自己资助的，是和朋友们一起资助的，我的投入大概有二三十万。这段你一定不要切断了，我一定要表明，资助这些贫困学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