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明：我一直在致力于新的价值理论，叫广义价值理论。其中就包括土地，而土地正是财富之母。研究土地对价值决定的影响，其实也就是研究地租，研究土地资源的配置。
因此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我作为委员和代表，城市化、土地制度改革成为我关注的焦点。
新京报：目前土地确权和流转正在加速推进。但普遍担忧农民在农村有地，不打工了就可以回家种地，如果土地流转后，农民可能就没有这个退路了。土地流转后，农民的去路在哪？
蔡继明：这个担心是可能的，但是到底有多少人会出现情况，需要做一个全面分析。
不能否认，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第一代农民工到现在都已经40岁、50岁，甚至更大，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中来，他们还要回到农村去，承包地和宅基地是他们的一个退路。
但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群体中的80后、90后甚至00后都有了，占到整体70%左右。新生代农民工从一开始就和第一代不一样，第一代农民工进城的典型目的是为了挣钱回家娶媳妇，盖房子，新生代进城的目标就是为了变为城市居民，他对城市很熟悉，他也没有回乡的心理准备。
新京报：这一问题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影响是什么？
蔡继明：就土地制度改革来说，既要照顾到老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需求，更要照顾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占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实际上将来绝大部分是要留在城市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已不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也没有社会保障、养老保障的功能。所以我们在进行土地制度设计时，不能因为有这个担心，就把土地制度改革搁置下来。
新京报：宅基地入市一直是比较热门的话题。如果宅基地大规模顺利入市，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等方面有什么影响？
蔡继明：这对房地产市场将有非常大的影响。现在的土地供给是地方政府决定，以行政手段从农村征地，再进行拍卖，卖给开发商，这一个垄断的土地市场，势必导致地价越来越高。
目前城镇建设用地一共也就9万平方公里。农村除了耕地外，还有19万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这是什么概念，是城市的一倍还多。农村建设用地里面，除了极少量的道路、学校等公共设施用地和村办企业外，70%以上是宅基地。这些宅基地上居住的人口是越来越少了。很多人发现，村落里居住的都是老人、小孩，大量房子是空置的。而大量的农民在城里又买不起房，所以这就是一个资源错配，宅基地流转的目的就是解决资源错配。
新京报：宅基地入市具体应如何操作？
蔡继明：土地流转可通过增减挂钩来实现，偏远地区的宅基地是不值钱的，可以复垦为耕地，把耕地指标平移给城市周边，这样城市周边就有了更多土地资源，土地供给增加就能降地价。而另一方面，宅基地流转后，农民也增加了相当一部分收入。这样一增一降，农民就能在城市安家落户，也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你今年提出了关于加大保护私有产权力度的建议，加大对非公有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除了司法手段，政府还可以做些什么？
蔡继明：现在私有产权在我国已经合法化，写入了宪法、物权法。从十五大开始，非公经济也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认识上，我们还要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不存在剥削，这个观念问题还要继续强调。
现实当中，公检法要加强对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公安部门不要轻易涉足经济纠纷，否则一个查封可能就会导致他们倒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