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宋刚虎刚刚来东莞打工，医院里有那么多工伤者让他吃惊。出院后，宋刚虎从事为工伤工人服务的社会工作，现在是东莞市同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宋刚虎回忆，去医院探访工伤者的头一年，是走廊最拥挤的年份。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些企业关停，“（医院）走廊挤满人的景象看不到了，还出现了空床。”宋刚虎说。也是从那时开始，“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等成为东莞经济发展的关键词。2015年，东莞财政局的一份报告指出，东莞推进“机器换人”、“两高一低”企业引退等措施，深化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用工需求减少。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的数据显示，东莞市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于2014、2015年连续两年下降，其中2015年比2014年减少27.82万人。工伤的发生伴随用工量的减少而减少。2015年，东莞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减少5%左右，和参保人数的降幅相当。
转型升级，或会在将来让东莞告别工伤，但工伤农民工的隐痛至今没有消弭，他们面对伤痛的迷茫、挣扎或奋斗，亦映衬着这座城市在困境中求变的生命力。
不想照镜子
进入春节，连东莞商业体最多、人流最密集的街区鸿福路也变得车少人稀。一家互联网公司发布的大数据显示，2017年春节期间，东莞有69.26%的人返乡过年，是全国最“空”城市。
杨秀磊没回老家过年。每天凌晨0点到早晨8点，他坐在一间不足2平方米的小亭子里，示意进出车辆停车、问好、收费，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去年5月，他参加东莞市残联举办的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找到在超市做停车场收费员的工作。
“可能三五年内都不会回家了”，“不想见熟人，村里的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2010年，杨秀磊在东莞一家染厂工作时，左手臂被布缠住，裹进机器里，整条手臂被分离为三段。接回去的左手萎缩，五指并拢。
“关节都没了，骨头都疏松了，现在都不敢摔跤，一摔跤就会断掉。”
出院后，他不想见人，厂里的人也不敢见。他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厂里安排他边做跟单文员、边休养，他才开始见人，只是很少出厂门。
他把所有短袖扔掉，“就是夏天太阳再大我都没穿过，因为吓人。有时候我永远不想照镜子。”
杨秀磊的外貌和他的名字一样秀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见到他时，他身穿整齐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衬衫和保暖内衣。
受工伤后，杨秀磊的信心一落千丈。回厂里上班时，他身后坐着一个同是跟单文员的女孩。很多个早上，女孩给杨秀磊买早餐，他都直接还回去。有时女孩跑到他面前，突然拧一下他的脸就跑。等她再走过来的时候，杨秀磊冷冷地说，“走开”。
“因为我是残疾人，即使和她在一起了，以后呢？时间久了，人家感觉你这人挣不来钱，就会离开你的。”
亲戚几次给他介绍女朋友，让他回老家相亲，他都拒绝了。“以前可以轻松找一个工作，拿好几千不成问题，受伤之后即使能找到工作，工资也很低。人家看你手残疾了，撑不起一个家，不会愿意和你一起的。”
“村里有外出打工的带着女朋友回家，结婚生孩子，过了两年，女的嫌他穷就跑了。人家是正常人，打工挣的比我多，老婆都会跟别人跑，何况我一个残疾人呢。”
“我是残疾人。”“我撑不起一个家。”杨秀磊说话时，右手会不自觉地来回摆，被袖子掩着的左手却一动不动。
他常常失眠，“天塌下来了你还能睡得着吗，一辈子的幸福都毁了，你能睡得着吗？”
在厂里做了两年，杨秀磊25岁，觉得“岁数不小了，不能在厂里拿低工资做一辈子”，他想拿赔偿回家开店做生意。和厂里谈赔偿的事，对方计算的赔偿数额一直在变，且反复拖延。谈了8个月，他终于拿到16万赔偿。
拿到钱后，杨秀磊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从东莞骑自行车回河南老家。他想释放内心的压抑，体验下“那种自由自在、花花草草的感觉”。
开店失败就去捡破烂
杨秀磊把骑行回家的想法告诉父母，“他们气的不得了，怕我出事故，天天在电话里骂我。”
单手骑车的杨秀磊。
于是他改坐火车回家，到湖南长沙下车，逛橘子洲；到湖北武汉又下车，去了趟黄鹤楼；最后坐火车到河南南阳，在南阳市玩了几天才回到内乡县老家。
大部分时间，他一个人住在县城里，不回村子。
“要是回农村别人会在背后议论你，‘你看这个小伙子，人家出去打工挣了好多钱回来了，他搞一个残疾回来。"有人把话传给他和父母。“太难受了，压力太大了。”杨秀磊说。
“对于曾经是家庭经济支柱的打工者而言，工伤后其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并不会自然改变，此时如何维持家庭运转都是问题，更妄论从家庭获得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何欣和吴蕾在《返乡工伤致残农民工生存状况研究》中说，“除家庭外，工伤致残的返乡者基本没有其他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即使是邻里，也因外出务工及工伤致残等原因而显得十分疏离。”
在老家的那段时间，杨秀磊托了好多关系都找不到工作。“一个月800块钱的工作也不请你，老板说你手没了，干不了活，白吃饭。”
去年5月，杨秀磊回东莞找工作。
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找到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得知残联要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杨秀磊决定去试试。
应聘了三家，两家有回信。
一家是物流公司，让他去试工做搬运。一只手干了两个小时，主管觉得他干活老实，又看他吃力，想让他去操作电脑。“我不会操作电脑。”“那没办法，你再找找别的工作吧。”
从物流公司出来是一点多两点。“当时身上也没带多少钱，住到天亮要三十块钱，睡几个小时三十块钱太划不来了。”他在公司附近的草地躺下，一直睡到天亮。
另一家是超市停车场收费员，杨秀磊主动发短信给用人单位，请求对方给自己一个机会，最终得到这份月薪两千多的工作。
他在单位附近租了一个狭窄的单间，每个月房租加水电250元。走进屋里，一股潮味扑鼻而来。除去厕所，房间里只放了一张床、衣服和锅具等必需品，剩下的空间容不下一张桌子。“自己做饭，一顿两块5毛钱，一块钱是电费。”
他在心里算得很清楚：再存两年钱，加上拿到的赔偿，就可以在珠三角开一家店。
“开完店我的人生肯定不一样了，我就腰杆硬起来了，找女朋友也容易多了。开店是我的终极目标，是我的使命，必须往那一步爬的。”
“找到工作是受工伤以来最快乐的事。”杨秀磊说。工作是他实现“终极目标”的通道。
“万一开不了，或者生意失败呢？”
“这个问题我想过了，开店失败了，就等于破釜沉舟了，我就到日本去捡破烂。”他语气笃定，“日本是发达国家，工资肯定很高，工资高废品价格也高，这是成正比的。”他的表情竟是认真的。
脆弱的漂泊者
王小勤喜欢拨弄他的假肢，那对他而言只是“物”。
在认识的人面前，王小勤总是面带笑容。而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洗个菜、洗个土豆啊，眼泪就悄悄地下来了。”说话间，他看了眼自己那缺了三分之一的右臂。
2005年，学者谢泽宪发布关于珠三角工伤的调查报告，揭示出当时“密如蜂巢的制造业造成了珠江三角洲大量的断手、断掌事故”，而超时加班和不重视安全生产是工伤频发的重要原因。
2015年，37岁的王小勤在车间加班操作冲床机，右手取料的过程中，一不留神碰到机器开关，机器压到他的右上肢。
“当时那个红外线他们给关了，要是开的话也不至于会出现这种情况。”工厂计件算工资，红外线安全防护装置会影响干活的速度，前面操作机器的员工图快，把它关掉了。
王小勤受伤昏迷时，要做手术没有家人签字，在保全手臂和截肢两个方案中，公司老板为他签字做了截肢手术。
感激老板之余，王小勤也很矛盾。“不知道（截肢）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要是有家人在旁边看，可以把这个手接上去的。自己一个人，反正也没有人操心，也没有人管。”
和一般的残疾人不同，工伤致残农民工还是漂泊者。受工伤后，只身在东莞的他更想念在老家的孩子。孤独感、右手的疼痛、对未来的迷茫“压得心好重”。
认识宋刚虎和东莞同耕社工服务中心的社工后，王小勤了解过相关法律知识，自己也会算赔偿数额。但沉重的精神负担让他无心自己处理赔偿事宜，他便委托律师代理。
宋刚虎对王小勤请律师“感到失望”，他认为工伤者完全可以自己学习相关法律知识，独立和用人单位谈判、处理劳动仲裁或劳动诉讼。
“我们过去接触的工伤者里，那些独立处理赔偿事宜，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赔偿的，处理事情的能力会得到提升、心态会变得更积极，这对他们走出工伤阴影、重新融入社会非常有利。而且能自己处理也没必要出律师费。”
“唉，别说这个事了。”一提找律师的事，王小勤就打住宋刚虎。“我怕自己做不了啊，又怕繁琐的程序，宁愿多掏两万块钱律师费。”
去年在医院做完康复，他做了工伤鉴定，申请了劳动仲裁。受工伤后，王小勤经常失眠，仲裁开庭前一晚他更是彻夜未眠。
2017年1月14日，他和公司在仲裁过程中达成协议，公司向王小勤支付22万元。“今天挺高兴的。”王小勤说，“至少老板给你钱了，他要是拖你怎么办？”
王小勤说的“拖”，指调解不成，仲裁庭作出裁决，用人单位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市圆典工友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松华说，部分企业故意用这种方式延长工伤者拿到赔偿的时间，增加工伤者的维权成本。
在宋刚虎接触的工伤案例中，有企业与工伤者进入“一调一裁两审”的两审阶段，大大延长工伤者拿到赔偿的时间，期间有些工伤者因为很难找到工作，又要应付官司，只能靠借钱度日或者去救助站申请救助。
尽管顺利拿到赔偿，王小勤还是时常叹气。“你就说我现在出去找工作谁要我？没人要我的，其实干活我还能干，我只是没人要，看你一个手残的谁要？”
康复之困
说到昔日在上海、河南、新疆和宁夏打工的岁月，王小勤颇为自豪，“我这个人手好的时候，我干什么别人都很喜欢的。最难做的工厂的活我都干得挺好的。还有拉铆，那都是技术工啊，他们老员工拉铆都拉不下去啊，你得把那个枪走平，他们打的那个铆钉都是偏着的……”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也不管记者和来访的社工听不听得懂，“我过去也是矿上的技术工，你下去的话不是架棚子嘛，你架不好的话一放炮有震动，那个柱子打不紧的话，承受不住那好大的压力呢……”
说了好一阵子，他突然想到什么，消沉下来，“但是现在的手掉了，出去没人要。”
最初，宋刚虎和社工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协助工伤者处理治疗和赔偿问题，以及普及工伤预防知识。后来他们发现，随着相关政策和社会支持的完善，工伤者得到治疗和通过法律程序拿到赔偿并不难。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介绍，工伤职工在社保局办理工伤认定后，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治疗期间享受社保支付的医疗费、康复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市外就医交通食宿费，因接受治疗而暂停工作的，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用人单位仍需按月支付。工伤医疗结束后，经鉴定达到伤残等级的，可根据有关规定享受工伤补偿待遇。
真正的难题是心理康复、职业康复乃至重新融入社会。宋刚虎还记得，十年前自己在东莞一家鞋厂受工伤后，“虽然只是手指割掉一块”，麻醉药效消失后还是疼痛难耐。他躺在医院里整晚思来想去，睡不着觉。
“你在这个城市没有多少朋友，也不敢告诉家人，你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那种内心的煎熬，没有受过伤可能没法理解。”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康复医学的定义，康复包括旨在减轻残疾和残障的影响并使残疾人和残障者能达到与社会相结合的所有措施。工伤康复的内容不只有单纯的生理康复，还有心理康复、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
成立于2001年的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是全国首家工伤康复医院。该院工伤预防科主管医师符传东告诉澎湃新闻，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有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帮助工伤者做心理康复，还有专门的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科。
除职业面谈、工作需求分析、功能性能力评估和职业康复训练外，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的治疗师及个案管理员还会与工伤职工的雇主进行沟通，帮助工伤职工重返工作岗位，因工伤不再适合原工作的，则帮助联络福利服务机构、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等，帮工伤职工介绍工作。该院官网显示，82%的工伤职工经系统康复后能重返工作岗位。
但并不是每家康复机构都有如此完善的康复机制。深圳、东莞等地虽然有本地的工伤康复医院，但通常接受的是病情较轻的工伤者，病情较为严重的一般送往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
杨秀磊受伤后做康复的医院，属于东莞政府指定的工伤保险协议服务机构，但医院没有为他进行心理康复。
“很多医院在入院和出院时让工伤者做心理健康测试，有严重心理问题才会安排治疗师进行单独治疗，不严重的则集体接受治疗。”宋刚虎说。
职业康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2016年，同耕跟进了17名工伤者的再就业情况，仅3人成功就业。
杨秀磊是其中一个，他在东莞市残联的帮助下顺利找到工作。东莞市残联就业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工伤职工可办理残疾证，残联根据职工的具体情况介绍工作，且残联每年都会在各个镇街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不过据《南方都市报》此前的报道，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接受针对性职业康复的比例也不到20%。该院职业康复科主任徐艳文对媒体解释，“一方面是工伤职工对职业康复的认识程度偏低，不知道在接受身体治疗的同时，还能进行职业训练；另一方面是担心接受职业训练后会影响工伤赔偿。”
部分工伤者甚至怕伤病减轻就没有拿赔偿的“证据”了。当社工提出要为工伤者杨诚忠筹钱治病，他不停地说，“我不要，我要工厂给我治病。”
2013年，因为工伤，杨诚忠的一条腿上了两块钢板。“过去我做焊工，工资高的时候一天300块钱，平时也有200块。”工伤后，他觉得自己再做不了“工资高”的工作，在东莞找了家工资不高的表壳厂工作。
然而，因长期接触工厂污水产生的有害气体，从2016年3月开始，他全身皮肤发痒、发烂。
因长期接触工厂的有害气体，杨诚忠的头发已经掉光。
4个月后，杨诚忠到安监局举报工厂，工厂被查封了。2016年8月，杨诚忠开始掉头发。
今年1月15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杨诚忠摘掉假发，露出已经掉光了的头。他的头部皮肤发烂，还有一小块发脓。
“新年愿望就是治病。”杨诚忠说。
不可触摸的伤口
在深圳，圆典工友服务中心的李松华发现，自己常去探访的几家宝安区的医院，收治的工伤者在逐年减少。
从事社会工作9年的宋刚虎觉得，东莞的医院也有类似现象。他认为工伤减少的一个原因是东莞的产业升级，“另外推行机器换人后，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2016年，《中国青年报》报道称，随着深圳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工厂外迁，“深圳正在告别断指”。同年，有媒体援引佛山市南海区人社局2014年的数据显示，南海区年工伤人数在2009年达到高峰，而后以约10%的比率逐年下降。
但对一些已经受工伤的人来说，真正的“告别”有待时日。
2006年，16岁的郑芳玲从湖南永州来到东莞一家玩具厂打工，在工厂发生意外，右手手腕以下截肢。
康复后，郑芳玲尝试应聘十多份工作都没有成功，还被老板嘲笑“缺胳膊少腿”，只好回家休养。
2011年，郑芳玲在家人的支持下再次来到东莞，在电视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留莞工作。6年后，她只接受澎湃新闻的微信采访，拒绝面谈和通电话。
“年龄小、心大，不觉得（接受采访）有什么，随着慢慢长大，就越发脆弱了。”郑芳玲说，工伤和工作问题已经是她“不可触摸的伤口”，“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敏感，但我知道我是在坚强与脆弱间游走。”
郑芳玲觉得，自己的故事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美好或不美好。“至于怎么活着到现在，很简单，逃避、选择过滤负面。”路人回头看她，她就当作不知道，“时间久自然也就能坦然面对。”
“至于世俗，”郑芳玲说，“容不进就呆在自己的世界，时间久了也能找到平衡。很糊涂地活了这么些年。”
在55岁的冯铁山身上，倒是看不出工伤的痕迹。只有他那张“东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书”写着：“2012年2月17日，高坠伤。”“脑震荡，颈椎外伤，多发肋骨骨折，左侧肩胛骨骨折，创伤性湿肺，脾脏挫伤……”“八级伤残。”
2013年12月25日的鉴定结果则为“旧伤复发”。
2013年，冯铁山回到河南老家农村，和妻子在村子里创办文化娱乐中心，和村里的文艺爱好者一起演出。小品、舞狮、三句半、云里马、敲快板，“农村里多才多艺的人多，聚到一起交流，就编出很多节目来。”
“小时候在学校学习不好，表演我却是很擅长、很热爱的。打工后就没这个时间了，要挣钱养家。”
如今他重拾爱好，经常带领村中同好去参加各种公益性演出，给演员买服装道具，包他们外出演出的吃、住和路费。
“就这样买买买，我高兴，我有钱，也不在乎。”文娱中心创办至今三年多，冯铁山把打工积蓄的钱全投进去了。
“搞着搞着卡上没钱了。”2016年，他返回工作过十几年的东莞常平镇，找到一家餐厅的保安工作。
采访前一天，冯铁山从白天到晚上十二点多都在准备服装道具，他要在接受采访时表演曲剧《游乡》里的货郎姚三元。
冯铁山扮演河南曲剧中的丑角姚三元。
他用废弃的水管当“烟斗”，“烟斗”上拴一只小布袋。捡来的竹竿劈成“扁担”，别人用过的红布横幅把两个油漆桶包起来就是“货篮”，又买了彩色的衣服当戏服。
没有化妆用品，他就近买来一只黑色水笔，对着路边一辆摩托车的后视镜在脸上描胡子。路过的一个女士见了，笑出声来，“看这傻子。”
在公园的广场，冯铁山穿上戏服，叼起烟斗，挑着扁担，一边跳一边唱。广场上渐渐有了许多围观的人。他兀自唱着。
快结束时，他停顿了一两秒，又继续唱起来，加了句现编的词：“好难忘的常平镇，文明美丽的小镇咧嘿哟……”
只是，平时说话和唱曲剧都挺流利的冯铁山，如今一提到工伤的经历还会结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