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交锋
公安部日前公布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将行政拘留执行年龄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岁，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为此，我们专门邀请了两位权威法学专家对行政拘留年龄是否该降至14周岁进行辩论。
与其降低行拘年龄不如提高行拘标准
根据不少统计数据，当前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愈发严重，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亟待有效的治理措施。但是从多方面来看，降低行政拘留的适用年龄并非不是一个好的办法，甚至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加剧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象。
首先是未成年人的心理特性问题，许多研究已经表明，以强制性的惩罚将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隔绝起来，并不利于“改造”未成年人，反而可能导致他们重返社会后，无法适应正常社会的价值观，重新走上歧途。
根据一些统计数据，中国的未成年人重犯率要低于一般罪犯的重犯率，但是这并不代表以关押的方式惩罚未成年人就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成年罪犯重犯一般是因为受惩罚后，谋生困难或是无法维持正常生活，被排挤在原有的社会秩序外，因而再次犯罪；但是未成年犯却大多因为遭受关押后，价值观上丧失获得矫正的机会，是心理和价值观上的边缘化导致他们重犯。
在以往讨论未满14周岁的恶性暴力罪犯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时，我倾向于支持有条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原因是通过惩罚一些极端恶性的未成年罪犯，让一些心智早熟的未成年人打消“反正不需要坐牢”的错误认知，以此避免一些恶性案件爆发，因此惩罚恶性犯罪未成年人的刑罚目的主要在于威慑。按照这几年同类案件高发的形势，此时刑罚的威慑功能应该优先于改造功能。
但是治安管理处罚的对象都是相对轻微的违法行为，没有达到犯罪的严重程度。轻微违法与恶性暴力犯罪相比，绝非同等性质的行为。一个搞点小破坏的孩子和一个大打出手的孩子相比，前者显然没什么恶性，无需不需要动用国家强制力。
更重要的是，从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实践情况来看，目前也不宜适用于低龄的未成年人。十几岁的未成年人恰处于性格的高度叛逆期，有道理的事情尚且爱听不听，对于没道理的事情更是极力抗拒。目前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维稳，在于“摆平”，公正性和清晰性非常弱。很多时候，有关方面会以治安拘留作为威慑手段，逼迫纠纷各方妥协；甚至会拘留一方以平息另一方的情绪。这对于正处于叛逆期的孩子而言，无疑会引发强烈反应。
因此，如果按照目前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实践，很多正处于叛逆期的未成年人可能会因为遭受这样的治安处罚，而产生极端的逆反甚至报复心理，对社会的权威产生歪曲认识，从而走向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徒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一种可能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二十天的权力来说，应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只是修订一部法律远远不足以达到这个目标，更重要的是根本上改造治安管理处罚制度，让它真正成为一个说理的制度。实际上，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径正在于说理。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是讲理的，如果每一所学校都是讲理的，如果社会和国家都讲理，很多未成年人也就不会走上违法道路了。
叶竹盛（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降低行拘年龄能有效惩戒霸凌
目前的“征求意见稿”，并不是正式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草案，而是公安机关作为主管部门提出来的“意见稿”，所以，它更能体现公安机关在日常执法过程中遭遇的执法“难点”。
众所周知，这几年校园暴力、未成年霸凌的问题，屡屡借着极端事件的视频进入舆论中心，刺痛社会。校园霸凌问题有很多诱发因素，有效法律制裁手段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以说服、劝导为主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个别“小霸王”无济于事。所以，之前屡屡有人提出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次公安部提出的“降低行政拘留执行年龄”也是一个同构的问题。
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是，不满14周岁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不是不用承担治安处罚责任，只不过是，不执行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这让法律过于“柔软”。《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规定了训诫、警告、罚款以及行政拘留等多种处罚手段，但是，客观地说，拘留是最具有震慑力的处罚手段。
行政拘留一般是5到15日，这段时间里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足以促进其悔过，帮助其改过自新、认识到自己之前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而训诫、警告等其他“处罚手段”，与老师的“批评”很难说有多大的区别，只执行这种“处罚”，不利未成年人的行政违法者认识到法律的严肃性，会将违法的霸凌伤害行为等同于普通的“违反校纪”。
其次，降低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有利于与刑法衔接，构成“罪罚相当”、宽严相济的处罚体系，给予“小霸王们”足够的人生警示。
《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主要有3档：14周岁以下，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仅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重罪，承担刑事责任；16周岁以上的，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对于那些已经满14周岁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只要他们的违法还没有达到涉及“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重罪之前，就不能采取任何的刑事强制措施；甚至连执行5到15天行政拘留都不能；但等到真的达到了，已然大错酿成。显然，从行政拘留到“刑事重罪”之间缺乏必要的过渡，也缺乏一个中间性质的处罚手段及时教育、挽救未成年人。
第三，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成熟年龄大大提前了，特别是因为电视、网络等现代化传媒的发达，如今的未成年人很早就对基本的是非对错、生命的可贵、财产权的边界有基本认识。2005年颁布的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要跟上时代，是对于愈演愈烈的霸凌问题，应该有灵活的应对措施，不能死守16周岁以下一律不执行行政拘留的规定，这可能不是在真正的“保护”未成年人，而是形成纵容的实际效果。当然，如果真的要对16周岁以下未成人执行行政拘留，还应辅以更完善的程序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