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艰难起步，到“中国的创新”
环球时报：改革开放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黄洁夫：器官移植技术是改革开放前后传入中国的，那时，中国开始第一轮器官移植尝试。以肝移植为例，从1977年到1983年，由于当时技术落后，跟国外交流不多，全国只做了约58例肝移植手术，绝大多数手术对象在3个月内去世。之后，中国肝移植陷入“十年停顿”。上世纪90年代，一批在国外留学的学者回国了，我也是其中一员。加上科学技术进步，中国由此掀起肝移植手术的第二次高潮。
环球时报：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中，哪些事情是重要拐点？
黄洁夫：首先，改革来自于透明。2005年,我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卫生高层会议上首次承认中国的器官来源于死囚。这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不符，医生们觉得是“饮鸩止渴”，老百姓也未享受到优质的移植服务。在这次会议上，我阐明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需要改革。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器官移植走上法治的轨道。2008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当时在卫生部副部长任上的我动了“铁手腕”，使用技术准入手段，在3个月内把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从全国600多家砍到163家。
之后，我们开始探索建立中国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包括制定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标准”，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参与。建设器官捐献和移植系统下的5个体系，遵循人道主义救助原则，使得器官捐献是公开透明无偿的;COTRS(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保证器官分配的公正，OPO(器官获取组织)确保移植器官质量，器官移植登记体系保障病人安全，监管机制监督条例贯彻执行。
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中国得到世界的帮助，建设起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的中国体系。“中国模式”为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提供了模版，世界卫生组织称赞这是“中国的创新”。
2013年，新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在全国推广后，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2014年中国器官捐献中，80%来自公民捐献。“壮士断腕”的改革时机成熟了，在党中央的坚决支持下，2014年12月3日，我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停止死囚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2015年，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达到2776例，创历史新高;2016年增长50%，达到4080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移植大国。
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曾面临压力
环球时报：您2014年毅然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是不是承受了很大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
黄洁夫：那时候我们的压力来自于两方面。在国内，要打碎实行了20多年的旧体系，斩断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集团联系，阻力肯定很大。宣布后，器官移植界有些医生说，“黄部长是霸王硬上弓”“死囚器官为何不能‘废物利用"。也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老百姓愿意捐献。
国内的攻击是想保护在旧体系中的经济利益，国外敌对势力则带有政治意图，通过捏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谣言，破坏中国的政治形象。
环球时报：中国已经取消使用死囚器官，为什么器官移植领域还是反华势力的主要攻击目标？
黄洁夫：法轮功邪教组织以此攻击中国人权已有十多年，而中国2015年才取消使用死囚器官，真实故事尚未被很多人知道。关于“活摘器官”谣言，我已多次讲过是“胡说八道”。十多年来，法轮功对中国众多器官移植医生进行过人身攻击和威胁，不少医生和医院几乎每天收到恐吓电话和短信。需要强调的是，法轮功邪教组织在混淆“使用死囚器官”和“活摘器官”。他们不关心中国是不是在使用死囚器官，更不关心千千万万器官衰竭病人需要救命，只想把中国器官移植领域政治化、妖魔化。
我们在没有建立公民器官捐献体系之前使用死囚器官，是挽救器官衰竭病人的无奈之举，公民捐献体系建设好了，我们就尽快废除这个来源。正如同我在2月4日写给教皇信中表达过的，“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错之，众人检视，改之，众人仰之”。
另外，使用死囚器官不是中国“原创”。上世纪90年代我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时，他们给我展示的器官标本来自死囚。但由于公民捐献体系的建立太滞后，使用死囚器官确实成了西方敌对势力攻击中国的靶子。
“你是民族英雄”
环球时报：在此情况下，此次梵蒂冈峰会的场内博弈一定很激烈吧？
黄洁夫：这是中国首次受邀出席由国际权威组织举办、器官移植领域最重要的峰会。刚进会场，我们感觉支持我们的人少，怀疑和反对的人多，预想将会是场艰苦的战斗。过去器官移植领域混乱，不少外国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外界谴责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猖獗”。我们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承认中国曾是“器官移植旅游”高发国，每年有数百人过来进行器官移植。不过中国2007年制定条例后，这种现象逐年减少，至今在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里已没有外国人，世界其他国家的统计材料也能证实这一点。
污蔑中国的“死硬派”，比如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主席拉维，在会上重谈法轮功邪教组织的老调。王海波(一同参会的COTRS负责人——编者注)首先站起来回应，“你口口声声说维护人权，但你根本不关注死囚器官，只关注你的政治目的。现在在会场上的黄洁夫和我两个中国人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得到好的移植服务，为取消使用死囚器官努力十几年的人!”海波讲得很动感情。我接着站起来严厉驳斥拉维，“所有来教皇科学院参加峰会的学者都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要信守希波克拉底誓言，including you!(包括你)”拉维满脸通红。讲完后，全场爆发热烈掌声，拉维低下了头。坐在我旁边的土耳其代表说：“你是民族英雄!”午餐时，我们成了会场最受欢迎的人，很多代表要跟我们合影。参会的74名代表都是支持中国的，只有拉维一人反对。
环球时报：本次大会的另一个讨论热点是“器官移植旅游”，据您所知，世界上哪些国家是“器官移植旅游”高发国？
黄洁夫：对于各国的准确数字，我并不都很了解。但我知道美国有法规规定，器官捐献的5%可以给外国人做器官移植。也就是说，美国用法律来违反国际器官移植领域“自给自足”的规定。当然，在世界各国的反对下，他们也正在修改。2016年，美国给外国人做了280例手术，远远超过5%的界限。此外，美国的器官很多都不是来源于公民自愿捐献，一些群体比如穷人、难民会为生计所迫跑去美国卖器官，所以美国是世界上器官买卖最猖獗的地方。
环球时报：您认为当下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最亟须做的是什么？
黄洁夫：我常说From end to beginning，从生命的终结走向新生命的开始。我们要继续把这个意义告诉老百姓，让他们知道器官移植是神圣的事业。另外，打碎旧体系、建立新体系也是From end to beginning。建新体系任重道远。国家高层的政治承诺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旧体系中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最困难的一定不是动员和教育人民群众，不是中国的文化，而是涉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各部门的整合。如何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唯一宗旨来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这才是最困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