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8日，在一场国家赔偿听证会上，云南高院副院长任田成向一位名叫钱仁凤的女子鞠躬致歉。2002年，因被认定投毒致女童身亡，钱仁凤被判处无期徒刑。2015年12月，云南高院经过再审，宣告钱仁凤无罪。从17岁入狱到30岁被当庭释放，钱仁凤的十三年青春成为失去的时光。
钱仁凤案的围观者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另一个不那么曲折、却影响更为深远的事件。在听证会近两周前的6月27日，中央深改组召开了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一份名为《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文件。
从法律规定上来看，这似乎不是个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公检法“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侦查、检察、审判三机关依法办案，各司其职就是了。但现实中三大司法机关的关系，却要复杂许多。
尽管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是统一的，但实际执行中，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各个部门往往是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把握。公检法三机关在实际办案里“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之偏差，导致审判程序缺乏对审前程序有效的制约，这就容易让案件在源头上就出现问题，而后续程序又难以发挥制约、纠错功能。
而唯有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统一刑事司法标准，才能有效破解这一严重妨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
“司法活动具有特殊的性质和规律，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
长期以来由于司法观念之影响，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这个过程中有时出现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以致形成了后续程序，尤其是审判程序的“空转”。在传统的审判实践中，法官面对的常常不是物证书证原件，不是当庭作证的证人，而是一册册案卷。在案卷中，证据与证言互相印证，被告人也早已在笔录中“老实认罪”。本应通过控辩攻防实现事实查明、错案甄别的庭审，就这样沦为给有罪判决签字盖章的象征仪式。
刑事诉讼各环节中，审判作为对案件作出最终裁判的程序，是守护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的关键关口。 孟建柱书记在2015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要“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或者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起诉、审判程序，造成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
而在以庭审为中心的庭审设计中，被告人、证人、鉴定人等共同出现在庭审中，更有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全部真相。
但必须强调的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无需也不会改变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所以，对法院一家独大的担忧，有些杞人忧天。
实际上，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不涉及各专门机关地位高低、作用大小等问题，而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
那么，《意见》如何让审判活动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环节，为法治代言？
一是收集证据，首先要把“合法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收集证据，是为了最终在法庭上呈现，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与法庭的审查。因此，无论证据看上去多么有力，收集方式都要合法，否则就可能面对证据无效的结果。对此，《意见》要求证据的收集应当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进行，并对排除通过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方法收集的证据建规立制。其用意，就是通过亮出“禁止通行令”，让非法证据无法出现在法庭，无法成为裁判依据，从而消除对获取非法证据的需求。
用我们熟悉的话说，没有需求，就没有加害。二是庭审实质化不走过场。对于庭审，《意见》提出了四项要求，也就是“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怎么做到这几点？在举证时，不能只出示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出示无罪、罪轻的证据；对于证人证言，不能一概由控方拿着笔录一读了之，在被告人提出异议时，而是要依法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被告人及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时，即使略显冗长，审判人员也应耐心听取，不能无故打断。庭审实质化，就是要让控辩双方不但有形式平等的机会，更要有保障实质平等的制度。要让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都能真正平等地“坐着说话”。
三是依法审理，不搞“降格裁判”。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大法官在谈到错案时曾经感慨：在一些案件中，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做出了“留有余地”的判决。这就是说，对于疑罪案件，没有坚持“疑罪从无”，而是进行了“降格裁判”。《意见》再一次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并特别指出，法院审案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证据裁判要求”，作出有罪判决“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审判要有公信力，就必须有事实和证据的坚实基础，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基石决不能是“和稀泥”。
可以看出，《意见》对公检法各有要求，但最终把确保司法公正、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担子，压在了审判活动和人民法院身上。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在刑事诉讼中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根本上讲是由司法审判的最终裁判性质所决定的。强调以审判为中心，是因为侦查、审查起诉工作的实际成效，最终需要通过、也必须通过法庭审理来检验，法庭审理是确保案件公正处理的最终场所。
确定被告人罪与非罪、罪轻罪重，需要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做基础，也需要控辩双方充分参与、辩论为前提。在司法活动中，没有比审判活动、人民法院更合适的承担者。审判活动依法运转，也将“倒逼”侦查、检查活动严格进行。因此，确定刑事责任，不是公检法哪一家说了算，而是人民法院在审查证据，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作出经得起推敲考验的依法裁决。在审判活动，尤其是庭审中，即使不会全部出现在法庭上，公检法和被告人也都是参与人。
有点必须明确的是，推进这项改革不是部门利益和权力地位之争，而是认识和把握现代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
于法院而言，这项改革带来的不是权力和利益，而是更大的责任和更大的压力；
于参与刑事诉讼的政法各部门而言，改革在于促使我们更加慎重依法地行使刑事司法权力。
而各个部门朝着司法公正的方向共同努力，真正受益的是人民群众，更是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终极理想。随着《意见》的出台，在司法活动中法治的声音如何奏响已经明朗。以审判为中心，不是一家独大的咏叹调，而是依照法律的曲谱演奏的协奏曲。如此，方能确保被告人和社会听到的，是和谐有序却又不僭越的法治组曲。
保证公正司法，人们有信心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