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把官员的“边缘心态”划分为：“二等官员”的自卑心理，失落感与心理不平衡感，看客或过客心理。从现实看，一些落马官员在忏悔书中就往往将自己的堕落腐败归结为心态问题，如看到别人升了自己没升，便会心理失衡，看到别人发财了也会失落，于是便借助权力寻租来谋求补偿。如此心态的蔓延，确实会影响一些官员的作为。
但将官员腐败或瞎折腾的归咎为边缘心态，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要知道，类似的心态，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只要有对比就会有主流和边缘之分。关键问题在于，处于边缘位置，或是产生边缘心态，到底会寻求怎样的方式向主流靠拢或获得补偿？一些官员一旦自认被边缘化，不是想到通过更好的为官获得肯定，而是瞎折腾、走捷径，或是干脆搞权力寻租。
一些人产生边缘心态，因此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来抵抗被边缘化。承认这一现实，并有针对性的将之纳入到社会制度的防范中去，就没那么可怕。良好的制度设计，就是要将人性之恶的发生概率预设到最大。比如，现代民主政治的常识是，我们只有对人性之恶的复杂性有了足够的认识，并敢于承认人都会有私心、贪念，才能打造出更为牢固的关住权力的笼子。
不可否认，贫困地区囿于自然环境的约束，在发展上确实要面临更多限制。一些官员为了吸引注意力和积累政绩，可能有更大几率剑走偏锋。但从现实看，与其说贫困县的“瞎折腾”更多，不如说贫困县的“瞎折腾”更容易引发关注。如同样是建豪华办公楼，在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其所引发的社会反响截然不同。这是因为贫困县与豪华办公楼的对比要更为刺眼，然而评价办公楼建设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标准还是要看是否符合了相关规定。
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偏远贫困地区，往往包括媒体、民众在内的社会监督更显孱弱，政府的法治化水平也更低，一些官员甚至会产生“山高皇帝远”的幻觉。这样一种现实的社会生态，也多少会影响到官员的作为。但这种背景下官员产生“边缘心态”，并非是官员腐败的原因，而恰恰更多是因权力缺乏足够监督的结果。如在过去的大水漫灌式扶贫中，物资投放、效果评价都缺乏精确性，自然就为基层官员的“上下其手”提供了空间。
跳出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单独谈论官员的心态与作为，不免模糊主次。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关于反腐，我们往往习惯性地衍生出诸多“概念”和所谓的创新，比如说“59岁现象”，比如说8小时之外的监督。从现实案例总结，这些现象确实有着明显的印记，但要知道，它们在根本上仍源自权力约束失灵。比如说，一些官员大半个职业生涯都能守法为官，但临退休前却试图疯狂捞一把，担心“再不捞就来不及了”，本质问题还是因为存在可以侥幸“捞一把”的制度空子。
有什么样的权力监督生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权力文化与为官心态。官员的现实心态问题当然需要被关注。但任何抑制腐败的制度设计，都应该务实地回到权力监督这个根子问题上来。绕过被普遍证明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挖空心思搞再多的发现和创新，都可能是隔靴搔痒。毕竟，把权力关进笼子，并无捷径可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