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让王建红常常觉得“心里发慌”的账单。
黑色和蓝色的笔迹交织，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珠田乡大垅村最近几年的收支情况。从2008年起，负号开始和“扶贫项目”一道频 繁出现在账单里—“修建村村通公路”7个字后面，跟着“-70万元”的字样；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一起出现的，则是30余万元的欠款。
此外还有危桥改建、村小翻新等。林林总总算下来，2000人出头的大垅村至今已欠下100余万元债务。
7年前担任大垅村村支书的王建红，到现在也没想通，为啥当初一个个令全村人“兴奋不已”的扶贫项目，如今却变成了压在所有村民心头上的“一块块大石头”：“扶贫项目本来是想让我们脱贫致富、改善生活，可村子咋就越脱越贫了呢？”
这名村支书曾在乡里的一份财务报表上看到，全乡10个行政村中，有8个行政村出现类似状况。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村子光是修路就欠了100多万元。
村子毕竟是集体，即便欠了钱，不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电子地图上，大垅村和遂川县城13公里的距离，近得可以忽略不计。把鼠标拖住，不停点击放大，才能看到一条弯弯扭扭的波浪线。
这条2009年正式通车的水泥公路是大垅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正是这条5.2公里长的水泥公路，成为大垅村村民挥之不去的阴影—村里的账单上多了一笔70万元的欠款。
在这条水泥公路修通之前，进出大垅村的唯一通道是一条泥巴道。村民想去县里挣点钱，只能用肩膀挑上五六十斤重的蔬菜瓜果，在长满杂草堆满大石子儿的泥巴路上走两三个小时，保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因，当2008年扶贫项目“村村通工程”的消息传来时，整个村子沸腾了。
经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全国农村公路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投资1000亿元，对通乡（镇）公路、通建制村公路进行路面硬化改造。依据《规划》，大垅村通村公路项目，可按每公里10万元得到国家补贴。
当时，王建红在县城跑运输生意。乡里的领导专门找到他，鼓动这个村里的能人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负责修路。
“国家有1000亿的专项补贴，地方财政再配套一些，修路没问题。”领导用力拍了拍王建红的肩膀。后来王建红才得知，即使领导不承诺，《规划》中也写得清清楚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的财政投入”。
眼瞅着村里绿油油的油茶长势喜人，却根本卖不出去，王建红动了心。他放下手头的生意，回村当了村支书。
可当这个致富能手正儿八经领着人打算大干一场时，才发现“问题大了”。
他见过的几个包工头，给他算了笔账：“不说水泥和沙子这些材料，光用工费一公里就得六七万，一公里10万元哪够啊？”
几个村干部一商量，决定“硬着头皮修”，毕竟还有领导承诺的配套补贴。为解决前期资金不足，他们甚至挨家挨户给村民做工作，向每名村民收取了 50元的集资款。同时，村干部还做通了包工头的工作：“村子毕竟是集体，即便欠了钱，不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很快，这条总长5.2公里、宽3.5米的水泥路建好了。公路修好后，不少人称赞王建红，为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可他却犯了愁，为修这条路，村里欠债70多万元，地方财政支持总不到位。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个多年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名录的遂川县，因“村村通工程”而欠债的村子并不少。仅珠田乡10个行政村中，就有8个因修路而欠债。附近的珠溪村，因几乎全是盘山公路，其工程造价达每公里30万元。通村公路修好后，该村欠下100多万元外债。
不过，村子的欠债并没有体现在政府的公告中。2010年底，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向社会宣布：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2.5万公里，硬化里程达8.8万公里，乡镇通油（水泥）路率达100%，建制村通油（水泥）路率达100%。
难不成是上面不知道基层搞一个项目需要多少钱吗？不应该啊
让王建红头痛的还不止此。
2010年，大垅村按照“上级要求”，实施国家扶贫项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利部门按每人400元的标准拨付工程款。但修好蓄水池铺设好管道，施工成本赫然变成了每人700元。工程结束，又是一笔30万元的欠账。
此外，还有危桥改建、村小翻新等扶贫项目，也让村委会欠了不少债。
时间一长，包工头不干了，他们一天天催账。王建红及其他村干部束手无策，只得安慰前来讨债的包工头：“这是扶贫项目，上级政府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能拖一天是一天。”王建红说。
村里的情况，王建红再清楚不过。满打满算1400多亩土地，人均不过7分地。村里的集体产业“基本就是个空壳子”。唯独村委会一楼的几家门店，能收点租金，一年不过八九千块钱。靠它还清债务，遥遥无期。
即使在公路修建之前的集资，也让村干部大费周折。在这个贫困村，“能拿出50元已经很不容易了”。按规定，“农村公路建设不得增加农民负担……不得采用强制手段向单位和个人集资”。
这些年中，王建红也从各种文件上看到，按规定，这些扶贫项目一般都应有地方财政配套支持。可大垅村，除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地方财政配套迟迟不到位。
为偿还欠债，王建红等村干部多次找乡里和县里，希望协调部分资金，偿还欠款。可乡里县里，最终也没给他们一个明确答复。
不光是王建红，遂川县泉江镇高源村村支委委员张正生也有同样的困惑：“按说，国家花这么多钱帮我们又是修路又是吃水，可为啥项目一搞完，却欠了一屁股债？”
回村修路之前，王建红信心满满。1000亿元的国家专项补贴以及乡领导对他的承诺，都让他感觉前景光明。另外，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修路，村 民也不同意。一名村干部说道：“有这种政策了，怎么可能不修路啊？ 老表一天到晚都在问什么时候能修路，什么时候能吃到水，我们不去做，那要被骂的。”
修完路之后，这名村干部却后悔了：“难不成是上面不知道基层搞一个项目需要多少钱吗？不应该啊！”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遂川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黄云庆。他表示，村村通工程中，地方财政应配套部分资金，但遂川县和乡里的财政都比较困难，确实 拿不出什么钱来。作为主管部门，交通运输局“只能提供一些技术指导”。他还表示，修路不具有强制性，各村“应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珠田乡党委书记在听到记者的提问后，就以“正在谈事情”为由，挂断了电话。
即使是王建红，现在也很难找到这些领导。倒是他，三天两头被包工头堵上，追着要欠款。他已连着几年没给家里拿过一分钱了。为了躲年底催债的人，只有到大年三十下午，他才敢回家。
头几天，这个42岁的“优秀基层干部”都是一个人在县城“东躲西藏”。
越来越多的村子加入国家级、省级“贫困村”争夺大战，如果评上，还钱就有戏了
3.5米宽的水泥路穿过大垅村，卡车不时经过，扬起一阵灰尘。村委会前的广场停满了村民的汽车和摩托车，售卖水泥、瓜果、副食的店铺围绕村委会开了六七家，一副热闹景象。
“现在人家卖菜的收油茶的都可以上门服务了，进货什么的更方便。”大垅村一名村干部说。
在公路修通之前，连卡车排出的尾气，都让这个村子的村民感到新鲜。那时，村小的老师都招不来，刚毕业的大学生拒绝的理由清一色的都是“你们那儿路太难走了”。
几年来，王建红都没享受到交通便利带来的幸福。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偿还村里的债务。修好公路后3年里，原本给大垅村村干部发工资的转移支付款项，统统都给了“催钱很紧”的施工单位。
有同样命运的村干部经常碰头。另一村的村支部书记的找钱方法，让王建红唏嘘不已。
这名村干部说，县里各个部门“手里都还是有点钱的”，对村干部来说，则要“想方设法拿到这些钱”。他周一到周五，一定会出现在县里，“找各个部门化缘”。前几年，他还要“陪吃陪喝”，适当的时候再哭哭穷，“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嘛”。
靠着这个，这名村支书拿到了部分项目款。
这个方法，王建红也曾试了几次，不过收获并不多。
还有个村子，因靠近县城，得到一笔征地款。大垅村离县城远，这条路堵死了。
关于还债的办法，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干部的王建红认为，只有“继续申请贫困村，依靠更多的项目来发展经济”。他表示，越来越多的村子加入国家级、省级贫困村争夺大战，如果评上，还钱就有戏了。
在刚刚过去的5年，省级“十二五”贫困村大垅村，集中解决了公路、吃水、村小翻新、危桥改建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而之后的5年，村子必须申请上“‘十三五’贫困村”，借由新的扶贫项目，来发展经济，带动村子致富。
“我都选好了油茶种植和蜜柚种植，就等钱和技术了！”王建红说。
只可惜，他的计划在去年戛然而止。
2014年，江西省“十三五”贫困村评选，在竞争形势“明显更激烈”的情况下，大垅村获得全乡第三名，落选贫困村。
“当时气得我都想辞职了。”这个身材有些微胖的中年男人脸涨得通红，回忆起一年前的种种经历，他依然“咬牙切齿”。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事向遂川县扶贫和移民办公室求证，其领导在听到记者身份后随即以开会为由挂断了电话。
留给王建红的办法，似乎只剩一个了。“只能继续走人情关系，去县里求各个部门啊。”他无奈地叹口气，“僧多粥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