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户服毒自杀后，为“大局而保持沉默”的艾连坤，6个月后“变卦”了
●对于私自违规征收超生费，艾连坤说：“我自己能干这个事？”
●与墙上日历一样薄的票据，如今承载相当厚重的期望—作证
五年前，因在汶川地震后捐款1000元，艾连坤上了当地电视新闻。五年后，他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但这回，他说自己太冤了，简直比死去的艾广栋还憋屈。
2013年12月4日早上，邯郸市邱县梁二庄镇龚堡村，一笔6220元的社会抚养费，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卖完玉米，超生户艾广栋服毒身亡，留下5个孩子；村支书艾连坤因此被开除党籍，县里通报称，他到艾广栋家征收社会抚养费，是私自行为。
事发后当事人艾连坤很快“失联”，电话无法接通，人也“消失”了。但近日，他主动站出来澄清事实，讲述自己如何在上级镇领导的安排下，为大局而沉默。
51岁的艾连坤说，村民服毒一事被媒体报道后，河北省计生委的工作人员曾来调查。当时一名镇领导劝他承认是自己要去收费的，跟镇里无关。对方抛出一句充满想象空间的承诺—“留着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艾连坤信任“领导”，尽管身不由己。他把自己看成一枚棋子，沉默地遵守着所谓的规则，在陌生的调查人员面前承揽下所有是非、在邻里乡亲中间避开异样的眼神……
可这事儿好像永远翻不了篇，憋屈如只进不出的气体，他感觉整个人快要爆炸。时隔6个月，他，不想再沉默下去了。
超生户死后村支书“消失”
艾广栋死了。这则消息传遍龚堡村，是在2013年12月4日。
2013年12月底，龚堡村启动年内最后一次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育有四女一子、超生三胎的艾广栋家，成为被“做工作”的第一户。
迈进艾广栋家门的，有村支书艾广坤、村主任郝广军、镇包村干部杨学友等5人。艾连坤记得，在做了一番工作后，艾广栋及妻子谢玉凤同意卖玉米折抵超生费，多年欠款就此一笔勾销，上面给开结论证。
然而至今令人不解的是，次日，走进位于村西头的村支书家后，艾广栋被发现喝了农药……
12月8日前后，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引发了舆论对违规征收社会抚养费问题的强烈关注。
艾连坤“消失”了。这是事发后死者家属给出的说法。包括北京青年报在内的数家媒体记者赶到邱县调查此事时，也没能联系到艾连坤，其手机一度显示无法接通。
“我哪儿也没躲。”时隔6个月，提起这事，艾连坤还是很委屈。他嗓门拉得很高，露出缺了一半的门牙。
在一旁默默倾听的妻子，瞅着窗外，忍不住提醒，“你嚷什么呀，小点声儿说。”
这家人不希望引起任何注意。事情淡化后，楼前后每天都有两人分开晃悠。这起先并未引起艾连坤妻子的注意。后来，这个细心的女人发现，两人脸熟—“镇上的人”，她最先作出结论。
至马年春节前，这俩人才没再出现，夫妻俩才敢在家里大声说话。
艾连坤说，出事后他没有申辩的机会跟场合。而到艾广栋家实地采访的记者，倒是会被县、镇两级的工作人员客气接待，一路陪同。
当时网上言论几乎一边倒，认为是村支书“强卖”玉米，逼死了超生户。作为在场的唯一当事人，艾连坤讲述的版本中，对方进来坐到沙发上，只说“支书，我喝药了……我没本事……”
他强调，在送往镇医院的路上，艾广栋说过服毒并非针对自己。村医王志国、村主任郝广军、艾广栋二哥等人都在场。村主任郝广军记得，车经过镇政府时，艾广栋挣扎着要下去，“劲儿大得很”，嚷嚷着不去医院，说死到镇政府里才不算白死。
艾广栋妻子谢玉凤也未察觉到促成丈夫作此选择的蛛丝马迹。谢玉凤只记得，玉米被拉走后，丈夫蔫头耷脑地坐在门口，为一家六口的生计忧心，夜里翻腾到12点才睡。“他太老实，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卖玉米）”。
12月4日以后，除了到镇里、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艾连坤大部分时间呆在镇上的家中。事发前三天，他跟妻子搬进了镇上这栋新居民楼。
出事后，家里多了固定的客人—镇工作人员每天到访，从早到晚陪守，其间有人负责安抚他家人的情绪，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忍一忍。
要求采访的记者电话跟着也来了，有在场的镇里领导提醒“别接受那些记者的采访”，不利于事件处理。
“垫付”账本与15%返还
服毒事件有了结论。2013年12月12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邱县政府回应，“近期在县里没有安排的情况下，龚堡村村支部书记艾连坤、村委会主任郝广军和村会计杜云杰等3名村干部，找到艾广栋家，以征收社会抚养费为借口，要求其缴费。”
县里主管计生工作的负责人介绍称，“按照规定，任何村干部和乡镇政府干部，都不允许私自违规向村民征收‘超生费’。”
作为当事人，艾连坤被免职并开除党籍，另两名村干部也受到处分。此外，事发当天，“前去找艾连坤办理公务的梁二庄镇包村干部杨学友，因未及时制止村干部违规行为，被处留党察看一年；梁二庄镇包片干部何孝峰因对事件发生疏于监管、工作失察，被处党内警告处分。”
“我自己能干这个事？你觉得我作为村干部，是想收就能收这超生费？”6个月前，艾连坤只是如此反问，并未直接否认；6个月后，他翻出书面证据，想推翻县里的“结论”。
“证据“五颜六色、新旧不一，既有很随意的手写收条、盖着梁二庄乡财政所公章的“暂存款”单据，也有正规的“河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专用票据”。此前，这些票据被细心地夹在信封、日记本里，最早一张落款为2007年，艾连坤刚当上村支书那一年。
与墙上日历一样薄的票据，如今承载着相当厚重的期望—作证。
按理说应该开给缴款人的“河北省社会抚养费征收专用票据”，大部分都被留在了村支书手中。出发点据说是为了“将来说得清”。艾连坤解释称，部分村民实际未缴齐社会抚养费，都是村干部先垫付的，所以“开回来的票”，就留在了自己的手中。
北青报记者此前调查中发现，该镇存在“按人头”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现象。有村干部反映，镇里会分解指标，每次摊下来人均30元左右。完不成的，村干部、镇包村干部就要自己垫钱补齐。
艾连坤自己也记着一本“超生费”的账，上面还有村干部垫付情况。
但此前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梁二庄镇主管计生工作的副镇长李邯英明确否认向村里摊派任务。其强调，社会抚养费是由县计生局征收的，乡镇不负责也没有参与过。
此种表述，包括服毒事件后的政府措辞，与多名村干部收集的票据存在矛盾。
在龚堡村村委会的账本中，有多条“某某村干部垫交超生费”的记录。该账本由县里统一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