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在中国，2014年过年期间，许多民众在网上分享他们如何为不同晚辈、长辈和朋友决定红包金额。一些人还区分亲友的孩子及官员的孩子， 前者一两百元人民币即可，后者得至少在后面加个零。事实上，不少人多年来为了讨好上司或官员而派大红包，但有媒体宣称情况似乎在2014年有所改变。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13日援引《广州日报》的报道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为改进作风及反腐倡廉而在2012年年底出台的“八 项规定”，已促使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民众在2014年封红包时更重意头而非数额。并且直言，2014年春节的红包“返璞归真，没了以公谋私的变味红包， 少了高达百万的炫富红包”。
据《北京晚报》披露，“八项规定”在2014年还导致一些“官二代”的红包缩水。该报采访的一名“官爸爸”表示，因担心有人利用9岁的女儿行 贿，便在春节前与孩子签下“廉洁协议”，不准孩子收红包。但孩子认为这个协定使她损失不少钱，竟要求父母“赔钱”予以补偿。另有一名高二生甚至埋怨父亲当 官“当得窝囊”，收点压岁钱都要被人管，为此要求父母每天给他100元人民币的零用钱以弥补损失。
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的教师称，像这类因红包收入锐减而引起的家庭“红包纠纷”，“从小学到高中的孩子都有”。
报道称，部分“官二代”针对红包缩水所作出的反应招致非议之余，其实恰恰从侧面折射出人们借孩子名义给官员送红包的举动，在“八项规定”推出之前已经是一个极具普遍性、长期性及隐蔽性的问题。
即便是“八项规定”推出之后，今年仍然不乏给“官二代”送红包讨好“官爸爸”、“官妈妈”的案例。
《新京报》近日一针对北京90名10岁至13岁孩子所展开的调查也发现，父母为公务员的孩子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有18个孩子共收到10.41 万元人民币，平均约为5783元，比整体平均的4867元高出近1000元。其中，有两名来自公务员家庭的孩子今年各收到两万元的压岁钱，是所有孩子中 “收入”最高的。
调查结果也显示，与2013年相比，公务员家庭2014年的人均压岁钱上涨了4%，凸显出“八项规定”出台后，越来越多人不方便明着给官员送礼，只好暗地里转向“官二代”派发红包的现象。
报道称，过年给“官二代”送红包，“八项规定”并没有触及，加上送红包是传递祝福的节日礼仪，实在难以明禁或规范，因此成了不少人巴结官员的 “突破口”，预计将为中共高层近来雷厉风行的反腐工作增添新的考验。“官二代”的春节红包日后会否成为公务员灰色收入的来源，甚至成为滋生腐败的另一温 床，值得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