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日报记者 张华桥/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官方制造业PMI51.8％，为2012年4月以来最高，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也高于预期的51.7％。从更长的周期看，2017年开年3个月的PMI分别为51.3％、51.6％、51.8％，指数保持扩张区间并稳步走高，反映当前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势头得到了延续。
而上个月举行的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发表演讲时指出，目前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都还有空间，而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已到周期尾部。理性来看，应该把关注点调整到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开门红”,经济回暖的趋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是否会得以持续？今年货币政策在总体保持审慎和稳健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利用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本报特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发表看法。
“稳”的基础加强
“进”的力度加大
记者：PMI是监测经济运行的及时可靠的先行指标，而官方制造业2017年开年3个月份的PMI均稳居荣枯线以上。请您分析一下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向好的原因有哪些？有哪些有利因素？
胡敏：PMI指数涵盖了企业采购、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具有较强的预测、预警作用。今年一季度，我国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之所以能呈现“暖意”，主要是去年一年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宏观经济政策创新产生效果，供给侧改革提高了长期潜在产出。中国经济“稳”的基础在加强，“进”的力度也在加大。一季度GDP增长有望继续保持去年四季度态势，达6.8%左右。
宋清辉：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向好的原因，有一部分可以归结为是2016年以及之前做好的铺垫。从我国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追求速度，而是在大环境中以稳定为主，这也为中国经济2017年在合理区间内运行打下了基础。
在我国经济增速承压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质量在向好发展，例如，政府对房地产出台的严厉政策，进一步压制了资产泡沫的快速滋生，不少资金开始流出到各个实体产业当中，让一部分资金从投机转移到有效推动实体产业发展。搞投机的人少了，做实业的人多了，这是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础。
吕随启：通过中性审慎的政策稳住市场，稳住汇率，然后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投资，谋求经济企稳。外部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回暖，部分地带动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的发展。
记者：按您的观察预测，这次经济回暖的趋势，会延续2017年一整年吗？有哪些不利因素？
吕随启：第一，下半年会不会走低，最主要看人民币汇率。如果人民币汇率不出现大的波折，能够稳住，那么，经济回暖下半年应该是可以持续的。反之，人民币汇率会连累经济复苏增长的势头。第二，要看外部环境，主要是战争因素。近期美国轰炸叙利亚引起全球关注,给全球经济发展蒙上阴影。如果大国之间关系保持平稳，对经济增长是有帮助的。反之，经济会受到连累。第三，要看贸易战。这次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希望中美之间在贸易上找到妥协点，外贸形势保持平稳，这对于刺激经济增长是有裨益的。
宋清辉:从整个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来看，中国经济整体向好。从以年为单位的短周期来看，2017年的中国经济难以预测。一方面，当前经济波动周期相对以往大幅缩短，简单而言，就是从曾经的“三十年河东”缩短成为“三年河东”；另一方面，现阶段经济发展有太多不确定性因素，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突发情况。
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欧盟不稳定、中东动乱、原油价格以及大宗商品可能随时出现的变化、美国经济在特朗普执政下的不确定等因素，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国内形势而言，钢铁、煤炭等产能依然严重过剩，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依然不景气，这些都是影响经济的负面因素。
但在我国以稳为基础的发展背景下，我国政府对各种有可能影响到经济的风险都做了充足的预案。因此，即便是经济发展受到压力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也会非常有限，中国经济依然会按照原有的、计划的步骤稳步向前。
胡敏：一季度经济虽然回暖，但总体来看，还不能揭示出中国经济增长拐点就出现了。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经济增长动力还没有完全激发出来，经济运行还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国有企业经营效益改善主要是得益于去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但产能过剩问题、成本和债务高企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与此同时，目前经济走势分化还十分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也不可忽视。再加上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态势仍在延续，“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会带来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使得今年我们经济工作重心还是要放在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上。
货币政策效应递减
财政政策更需发力
记者：货币政策放松，可对经济产生明显效果，但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周小川也认为，要把关注点调整到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当前情况下，以采取何种财政手段为重？
胡敏：根据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所作的安排，今年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这其实就指明了两大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前期我们在货币政策上使用工具较频繁较充分，其边际效应在递减。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看更需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减税降费，减轻企业成本负担，要坚持“节用裕民”的正道。所有税收、预算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等均要体现这一精神。
宋清辉:从今年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看到，今年将采取的货币政策正在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今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今年赤字率保持不变，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减税降费，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一定要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二是财政预算安排要突出重点、有保有压，加大力度补短板、惠民生。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增长9.5%，重点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困难地区财力补助。压缩非重点支出，减少对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中央部门要带头，一律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挤出更多资金用于减税降费，坚守节用裕民的正道。
总的来看，我国现阶段采用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投融资进行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推动、扶持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扩大内需，以实现我国经济稳定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释放更多红利
记者：政策重心从稳增长转向调结构、促改革、抑泡沫和防风险，政策工具从货币宽松转向财政扩张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重要政策将带来改革红利？
胡敏：应该说，这么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围绕经济周期波动来把握的，经济上行时期，我们适度收紧；经济下行时期，我们适当放松，节奏和力度总体得当，运用起来也比较娴熟。现在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更多地放在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上，政策的聚焦就是要激发全社会创新精神，要坚决打破束缚人力资本潜能迸发的制度障碍，科技政策、人才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关乎资源有效配置的一切政策因素一定要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的至善之本就在于充分调动最重要的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也是最大的政策红利。
宋清辉: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主要从6个方面带来改革红利：一是调整完善人口政策，适应我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趋势；二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维护老百姓的土地权益；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降低金融风险，积极培育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四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五是深化简政放权改革，把该放的权力真正放掉；六是构建社会服务体系，为全社会的发展构建相关的配套服务。
记者：房地产也是当前经济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近期，40余个城市出台了严控房地产价格的政策，这是否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
胡敏：中央一再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就是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发展的基本政策导向。近来全国一系列“史上最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就体现了这一精神。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必须拨乱反正，否则，实体经济无法发展，经济泡沫会越积越大，全社会就没有潜心干事的动力了。
房地产价格一定意义上是一个货币现象，这么多年来，在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和资产保值增值渠道下，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房价上也是一个自然结果。但这带来了社会财富分化和更大的社会分配不公，必须要果断调整。但我也认为，眼睛也不能光盯着房价，最主要的还是要发展实体经济，大力营造靠诚实劳动、靠智慧创造产生财富积累的社会氛围。房地产市场还是要平稳健康发展，不期望大起大落，否则会产生对更多的利益剥夺。解决之道还在于体制创新，比如可以试验不拥有财产权的公有租赁制，我们期待这样的新试验。
吕随启：民间流传的各种房地产的段子，无疑是房地产狂欢的一个缩影。但是，根据当前的情况，即便不是拐点的出现，以后房价的上涨也不会如之前一样那么快了。以前一段时间，经济回暖，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基本上被房地产开发商拿走了，无法流向实体经济。现在这种情况会得到缓解，但房地产还会继续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前提是利益分配要更加均衡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