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是个综合性工程，不仅需要经费和师资的支持，同时应当设立一流的课程、招一流的生源。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双一流”建设，近日终于有了国家层面的“施工蓝图”。
春节前夕，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意味着有了国家层面“双一流”操作细则。而在此之前，全国已有20余个省份陆续公布了本省升级高等教育的“施工蓝图”，并提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国内高水平大学、国内百强高校的相关量化指标。综合各省明确的量化指标看，这一轮“双一流”建设风潮，到2020年，全国拟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至少有21所，拟建设的世界一流学科至少58个，国内一流学科上百个，而提及建设国内百强高校的指标已超110所，牵涉财政经费投入至少已达400亿元规模。而高校资源最为丰厚的北京、上海，大部分指标并未公布，不在统计之列。
在新一轮高等教育资源角逐中，地方显露出要大干一场的雄心；而高企的指标、各地目标之间出现的冲突，也给地方完成规划目标埋下巨大压力。
20余省份赶场“双一流”
中国需要多少所世界一流大学？在国家层面的规划蓝图里，这个问题尚未有明确的数字。从2015年提及“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方案，到近日明确操作策略的“双一流”暂行实施办法，以及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对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数量目标均冠以“若干”、“一批”等非实指的说法。唯一明确的数据，是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国家“双一流”战略将“支持建设100个左右学科”。
随着“双一流”战略在地方的落地明确，相当一部分“若干”、“一批”的表述，被一个个具体数字所取代。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已有20余个省级政府出台“双一流”的对接方案，或与之相关的高等教育政策文件。其中，湖南省提及2050年建成4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远期目标；而江苏省则计划2020年争取5所高校进入国家层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到2030年至少建成2所；陕西、山东则分别提出1-3所、1-2所的区间目标；浙江、广东则明确目标为建成2所；而甘肃、吉林、内蒙古等省份也规划建成1所世界一流大学。这些省份大多也明确世界一流学科的数量，少则2-3个，多则达到20-30个。
值得注意的是，明确建设“双一流”的江苏、浙江、广东，同时在规划建设数量更多的国内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定位是“西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此之外，一些省份更是提及建设“国内百强高校”等差异化目标。国家层面的“双一流”承接至地方，或者说地方对本省高等教育的升级改造，呈现出不同的定位。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表示，地方对高等教育呈现出不同定位，是基于经济基础、财政能力和原有高等教育资源的综合考虑。南京、武汉等城市原有部属院校多，水平相对高，因而有条件冲击“世界一流”；而广州等城市由于财力雄厚，能支持和发展更多高校；但像宁夏这样的区域整体水平不高，因而提出“西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特色战略。而在“双一流”强调“动态调整”、“有进有退”的背景下，建设高水平大学等院校相当于“预备队”，可在某些大学因调整而退出后“补位”。
不过，话虽如此，目前规划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国内高水平大学、高水平学科，数量似乎有点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20余省公开数据发现，全国到2020年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10所左右，2030年将建成16所左右，2050年则会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1所左右。而对“高水平大学”的规划，全国提及目标已达到110所，其中江浙鄂鲁四省提出的国内百强目标就达到41所，占据四成席位。20余省共计划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至少58个，国内一流学科上百个；有省份甚至计划，国内一流学科数量不低于国内的10%，留给其他省份的“额度”不多了。
有趣的是，高校扎堆的北京、上海还没有公布“世界一流大学”的量化目标。这也意味着，实际的数据，可能比前述数据还大。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中心主任助理张端鸿认为，由于目前没有完成不了目标的问责机制，地方做规划时尽可能考虑本省最佳状态达到的水准，因而所提目标相对乐观，有一定超前性。相对较高的目标能传递压力，驱动本省高校往前走。
不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却担忧，在地方自我加码的情况下，政绩驱动将会干扰一所大学能否进入“双一流”建设的标准。到头来，入选“双一流”的大学有可能并不是真正办学水平高的院校，不利于整个中国大学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双一流’评价一定要降低行政权力的干预。”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400亿元的钱袋子怎么管？
政府的规划与支持，是一座大学发展必不可少的“能量源”。20余省近期陆续出台的相关规划，既给出量化指标的“理想”，也给出实打实的经费支持。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至少有北京、上海、广东等11个省（市）明确了支持“双一流”的经费目标，粗略合计已达400亿元规模。其中，北京预计投入100亿推进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山东、广东也明确了50亿元的“弹药”。
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是，高校的钱袋子应该怎么管。按现行高等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高校管理体制，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主要实行的是“综合定额+专项补助”。其中，预算定额是标准化的经费支持，对于每所院校都差不多，保证大学的一般需要；而专项资助则是重点支持一部分大学的拨款，有激励这些大学提高办学水平的意味。但按传统的体制，无论是预算定额还是专项资助，都有相对严格的使用要求，俗称“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
身在高校的张端鸿就谈到这种现象：过去高校的财务管理是非常低效的，所有的科目分得非常细，各个科目之间不可以随意调配资源，比如在人才培养科目是富余的，但只能用在这个地方；青年教师的支持比较少的但是不能用其他科目的钱来“支援”。这会让基层的学术组织在调配资源时面临有钱不能用，有钱不够用。一个吊诡的案例是，基层院系在自主办学的过程中筹集到比较可观的资金，但按照规定不能用于人力资源的分配和人才的培养，最终各种排列下来以后，这个钱只能用于造楼。
“这就变成了很低效的资金配置模式。”他说，“现在改革的方向是，虽然资金仍然是专项资助的途径来给，但是提高整体性，资金整体打包给到院校；另外在高校内部，给二级管理主体的也就是院系整体打包。这实际上给院系使用资金更大的自主权，这会激活学术组织的活力。
在此基础上，一些教育研究者期待强化对教育经费投入的绩效评估。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研究员许长青认为，过去的绩效评估更多强调的是院士数量、人才数量等具体的、静态指标，以后要更多关注到毕业生社会评价、学术声誉等无形的、动态指标，建立起新的动态评估机制。这样更能全面反映一所高校的真实水平，从而评估财政投入有没有效益，有没有违背管理者的愿望。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提到，绩效评估比较重要，实施“双一流”的计划伊始，就应当明确考核方式和标准，进行事前的引导建设，而不要等到建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开始考核。但现在矛盾的是，教育部的实施方案也提出了考核方式，但是只是原则性的考核要求，而且对于谁来考核，用什么来考核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因而，绩效评估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制定规范、明确的要求。
用好钱、办好学，还有更多事情要做。别敦荣表示，除了财力的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需要有制度、理念、精神，需要有一套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制度来支持学校的发展，也需要与世界一流大学相适应的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精神来支持大学的发展。而这也是吸引人才的“软环境”。
张端鸿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是个综合性工程，不仅需要经费和师资的支持，同时应当设立一流的课程、招一流的生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