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1月11日刊发的《中国经济 温故1998》一文引发了不小的讨论。这种共鸣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理解，即现在的经济形势与1998年很像，不过关心中国经济前景的人士多半也相信，今天 的国际国内宏观环境与当年相比变化之大，不可同日而语。就此而论，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仍然有赖于改革的持续深化与推进。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让市场决定企业的优胜劣汰，仍然是各项改革议题中的关键选项。
温故1998，当下去产能的确应有“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的决心，这种调整当然是痛苦的，一个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完成结构调整，要经历的阵痛期也 可能不会短，但如果继续拖延，代价可能更大，成本也会更高，转圜的余地反而更小。诚如权威人士答人民日报记者问时所说，1998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 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今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
决心已下，如何去产能？决策者的答案是清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点仍然在改革。即使1998年，限产压锭的决绝以外，更值得重视的依然是 改革——这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无意插柳柳成荫”，大批中小国企转制，放出来一批民企生力军，也放出来宽阔的市场空间 ——正是他们创造了满足新需求的新供给。这使得民企的迅速崛起成为可能，民企成长带来大量的新增就业，也为国企腾挪创造了条件，民企无形中扮演了国企改革 减压器的角色。统计数据显示，在城镇就业中，1997年国有企业占比是53%，到了2002年，民营企业占比超过了70%。不仅如此，当时推动的其他改 革，产生的影响也不局限于一时。比如房改最终让房地产成为此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动力之一，1998年启动的费改税也可视为一次大规模的减税。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之举。这也是回望1998不可错过精彩一页。199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7.1%，触及一个低点。但正是这一 年，中国完成了与美国的WTO谈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障碍一点点扫清，在2001年如愿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此后，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改革与开放的双 轮驱动，加之巨大的资源、环境和人口红利，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第一季。
可以说，今天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决策者秉持的理念与过往已有很大不同。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由此，结构是否合理，应由市场最终来评判，优胜劣汰应该市场说了算，本着这样的原则，“快刀斩乱麻”地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 中国经济才可能脱胎换骨，完成结构调整和经济引擎的转换。
当然，我们以为，如何将市场原则落在操作中，还应有更切实的对策。过往治理产能过剩，屡屡遭遇地方壁垒，一些地方官员动辄以“别人过剩，我不过 剩”为由，对本地产能过剩企业多有“呵护”，僵尸企业由此僵而不死。因为地方保护的存在，企业想要跨区域、跨行业兼并重组障碍很多，更不用说充分发挥企业 家的作用。下决心消除这方面的阻力，应该是今日实现市场出清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