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长宁区餐厨垃圾处理厂下的配套企业上海傲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利用垃圾生产有机肥。负责人钱纳告诉记者，当时设计的垃圾处理量是80吨，而现在只有40吨。由于垃圾分的不清，且总量过少，所以她所投资的生物科技公司一直处于赔本的状态，经常停产待料。
烦恼同样困扰着上海市垃圾分类的管理部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管理处副处长顾育新告诉记者，从1995年提出垃圾分类到现在，进展相对缓慢。根据他们2012年的数据，实施垃圾分类处理后，每人每天减少0.74公斤的生活垃圾。为此，上海市从2011年起将垃圾分类列入市政府实事工程之一，并且每年都会制定一个硬性指标。他们计划，以2010年为基数，人均生活垃圾处理量每年减少5%，到2015年，也就是十二五末，人均减量25%。
为了加快推进垃圾分类，2013年上海市更是设立了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合19个市级部门、17个区县，增强合力，长效推进。不过顾育新坦言，由于最终的指标压在了环卫系统上，其他部门基层工作人员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很难得到支持。
三、保洁员垃圾分类补贴去向成迷 每年4亿元垃圾处置经费成一笔糊涂账
上海的傲雪生物，遇到了和北京垃圾处理同样的难题。由于垃圾分类不到位，企业只能停产待料。现在上海日均生活垃圾处理量2万吨，如果全部采用填埋方式，则意味着每天的垃圾都需要占用5亩土地，平均高6米的空间。即使是推行了十几年的垃圾分类，目前，上海生活垃圾的70%左右还是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对于“寸土寸金”的上海来说，填埋方式显然难以为继。那么，为什么垃圾分类推行得如此艰难？
记者来到已经实施垃圾分类的几个小区了解到，保洁人员的工作量较之前明显加大。保洁员喊破喉咙也很少有居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为了鼓励那些保洁人员将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从普通生活垃圾中分拣出来，上海由财政拨款，对这些二次分拣人员进行补贴，即每分出一桶厨余垃圾，给予5－10元不等的补助。但保洁员告诉记者，他们的工资并没有增长。
那么，每分拣出一桶湿垃圾，给予的5到10元的补助，为什么没有了呢？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看到前来拉湿垃圾的工作人员，在装完之后，给小区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开了一个单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个单子是局里给小区支付费用的凭证，按每桶10元计算。
那么，这些钱是否给了居委会？居委会的人员又是怎么发放到分捡人员手中的呢？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已经做了两个月，但是没有拿到一分钱。
居委会也没有得到补偿过来的钱，那这些钱到底到了哪呢？是不是拨到相关的街道了呢？上海市宝山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众说，那些钱不是直接拨给他们，而是给开展试点的那些小区，比如阳坡小区的保洁人员。
为了弄清这些原本补贴给保洁人员的津贴到底是如何发放的，记者找到小区垃圾分类的主管部门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固废设施科工作人员杨利称，他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每个社区的奖励政策都不同，他们不负责管理。
随后，就补贴的问题，记者也采访了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管理处副处长顾育新。他认定是要给保洁员支付一定的费用，但是关于谁都不知道钱去了哪里这个问题，他核实情况后会做出严肃处理。但直到采访结束，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也没有就这些保洁人员的补贴发放问题做出解释。
不过记者了解到，上海每年在垃圾上的投入一直在年年增长。顾育新告诉记者，他们2011年投入6800多万，2012年上升到8000多万，事实上，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杨利也对此表示，每年大概是三到四个亿左右。
四、英国学者分享海外经验：源头分类是根本
那么，一线垃圾分拣人员的补贴到底哪去了呢？到现在对我们的记者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财政投入的不稳定和监管的不完善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上海垃圾分类的举步维艰，上海垃圾分类到底如何才能取得突破？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从2000年开始垃圾分类试点，然而在推行十几年后，上海同样遇到了前端分类意识不强，终端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对于上海这样一座日均垃圾产生量全国最多，土地资源又稀缺的城市来说，垃圾分类到底应该如何推进呢？
玛丽·哈德是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特聘教授，她同时担任英国布莱顿大学可持续发展统筹中心主任。目前，玛丽哈德正忙于主持复旦大学的一个垃圾回收项目研究。
她的一名女博士回忆，哈德教授常常在上海的居民楼前拾垃圾。并且亲自把一些分的不细的垃圾，进行重新分类。然后一斤斤地称重，由此掌握垃圾分类的数据。
玛丽·哈德认为，在上海，厨余垃圾的产生量为60-70%，应该找到一个很好的循环方案进行解决，而不是把垃圾山越堆越高，但很多政府人士并不真正相信他们所做的垃圾分类是有益处的。对此她认为这是一个耻辱。
英国也是较早的实施了垃圾分类的国家。英国的地方政府在各自辖区内强制严格执行垃圾分类回收方案。若存在不符合规定的现象，例如垃圾箱过满、有剩余垃圾或在错误时间将垃圾桶拿出，专门负责监督垃圾回收方案执行的警察，可以当场开出100英镑，也就是将近一千元人民币的罚单。玛丽·哈德说，大部分人对此表示理解，知道如果不按照规定分类垃圾，便会遭受惩罚。
但即便如此，玛丽·哈德告诉记者，英国人依旧会为垃圾分类“闹心”，因为有的一个家庭里面竟有10个垃圾箱。此外，英国每年都会有新的垃圾分类的方案来实施，好在英国民众已经适应了方案的变化，积极进行配合。
除了民众的积极配合，英国也采取了奖励的手段，来激励居民积极的参与到垃圾分类上来。玛丽·哈德对记者举例说，如果有人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他们就发优惠券让那些人去购物。有趣的是，他们发现，如果商店不远，这个方法就会起作用，距离太远则没有效果。他们还发现，有时那些人会把优惠券收集起来送给需要买家具的新婚夫妇。这些都让他们开始意识到社区的重要性。
玛丽·哈德告诉记者，其实英国和上海有很多类似之处，英国属于岛国，而上海也是在海边。因此，从源头上分类投放垃圾，从而最大限度地变废为宝和回收再利用，是解决垃圾“围城”，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的最佳出路。因为垃圾掩埋会污染地下水，而厨余垃圾则会产生瓦斯，瓦斯是温室效应气体，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她最后强调，垃圾分类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所以要想真正做好，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其中的关键是要让居民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培养垃圾分类的习惯。
半小时观察：
客观说，正如节目中所报道的，即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垃圾分类同样面临着一系列难题，但在上海，我们遇到的难题更多。垃圾分类，究竟谁是第一责任人？在刚刚结束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资源再生与利用分论坛现场，这一问题就引发了诸多争论，2010年，上海人均生活垃圾末端处理量0.82公斤，到2011年，处理量在这一基础上减少了5%，上海付出了艰辛努力。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垃圾分类更应该通过完善和严格贯彻相关法规和制度，认真贯彻落实生活垃圾跨区县环境补偿、细化节能减排补贴机制、鼓励发展循环经济等政策措施，鼓励生活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上海提出，到2015年，人均生活垃圾处理量要在2010的基础上减少25%，我们希望上海的这一目标得以顺利实现，更希望政府能以第一责任人的姿态，切实担负起应尽的工作。（CCTV经济半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