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里，宋红阳用了许多时间拾掇家中旧物。父亲去世，许多东西失去了继续留在家中的理由。他向朋友送出一些旧书，扫除一些杂物，只拣一些记录父亲生前点滴的物品留存。
越是找到珍贵之物，宋红阳越是遗憾，它们只是父亲90年生命中的碎片。宋红阳曾试图发现并留存父亲更加完整的人生，他向父亲生前供职单位合肥工业大学提出，查阅并复制父亲的人事档案，留作纪念。
这一想法没能实现，挡在宋红阳面前的是《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下称《条例》)，“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
父亲的个人史
3月1日，宋红阳从深圳赶往合肥，父亲宋昌五正在安徽省立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最后的治疗。对于90岁高龄、多重病症同时发作的老人，医疗救护只是短暂地延长了他的生命。5天之后，宋昌五离世。
“父母过世，即使儿孙满堂，他也是孤儿。突然发现我没有家了。”深夜为父亲守灵之时，宋红阳感慨，父母的去世，将原本系在一起的家族打散。尽管自己生长在合肥，两个姐姐也定居在此，宋红阳仍感到，这个城市之于他，再不能成为家了。
为了纪念父亲，宋红阳打算为父亲写部传记。父亲的人事档案成为了宋红阳所需的第一手资料。
宋氏家庭的经历颇为波折。1945年，宋昌五与家人由安徽舒城老家流离至四川。在朋友的接济下，宋昌五于次年秋考入浙江大学教育系。1949年 5月，宋昌五进入杭州军官委文教部工作，后调回安徽工作。1953年5月，宋昌五由安徽省委宣传部调入合肥工业大学，任行政干部，直至1983年离休。由 于家庭出身不好，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均波及了这个家庭。宋昌五的父亲甚至为了保护子女不受自己牵连，在政治风波中自杀身亡。
这些片段在宋氏族谱中有些许记录。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族谱成了宋氏家族凝结在一起的纽带。宋昌五的父亲曾经于上世纪40年代修订族谱，宋昌五晚年时，协助弟弟宋昌晓第五次修订族谱。
宋红阳想为父亲立传，多少借由于此，却又不止于此。宋红阳更为宏大的想法是，父亲亲身经历了1949年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档案对于了解这些历史非常重要”。
无法逾越的规定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3月10日，宋红阳向父亲生前供职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的老干部处提出请求，想查阅并复制父亲的档案。老干部处让宋红阳找管理档案的组织部。
翌日，宋红阳到组织部，提出想留父亲的档案复制本作为纪念。组织部长季益洪接待了宋红阳。季益洪态度热情，但回绝了宋红阳的请求。季益洪称，组织上有规定，家属不能看档案，复印更不行。
季益洪所称的组织规定，是《干部档案工作条例》。这部《条例》于1991年出台，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档案局联合发布。其中，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
从读书时建立自己的档案，到大学学习档案学，20多年后，宋红阳这才得知，“原来我想看自己的档案都不行。”
宋红阳又解释，父亲已经离休31年了，并且已经去世，应该不会有涉及国家机密或者安全的内容。
尽管《条例》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公开已经死亡干部的人事档案，但武汉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称，工作中有不成文的习惯，人事档案一般本人去世后若干年才能开放。
果然，宋红阳与季益洪之间的讨论最后都会回到《条例》的规定。宋红阳只得无奈离开。
两天后，宋红阳又找到分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吴玉程。他又将纪念亡父的请求向吴玉程诉说了一遍，吴玉程当场并没有拒绝，只是答应宋红阳帮忙协调。
在等待吴玉程答复的时间里，宋红阳在微博上询问查阅档案之事，海口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天意回复他，学校组织部的做法是对的，从党内文件立改废来看，只要是未废止的文件，无论是何时的，都需遵循。
这让宋红阳情绪低落。他找来《档案法》与配套的《实施办法》，从头至尾通读数遍，看完就默默念叨，“档案自形成之日起30年就要开放”、“没有 规定不能查阅档案”。宋红阳又觉得有了些希望，他拨通几个老同学的电话，他们还在从事档案工作。同学的回答又让他觉得希望渺茫。一位在浙江省档案局工作的 同学告诉他，《档案法》说的是文书档案，人事档案的管理自有具体规定。
宋红阳就再去看《档案法》，看完以后一头雾水：“《档案法》里也没区分文书档案和人事档案哪。”
学界诟病“不得查阅”
梳理宋红阳的迷惑，还要从人事档案制度的实施开始。
我国人事档案制度的确立，可以说是从1956年第一次全国干部档案工作座谈会开始的。这次会议制定了《干部档案管理工作暂行规定》。此后，这一会议在1980年、1990年和2005年又进行了三次。
人事档案在当时的工作会议上被划分为干部档案、学生档案、职工档案、军人档案，干部档案在人事档案占比最多。
目前，仍在实施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建立于1990年代。《档案法》的最近一次修订是在1996年，《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下称《规定》)制定于1996年，《条例》出台于1991年。
档案学资深学者朱玉媛分析，人事档案源自政审制度，实施之初即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人事档案帮助组织将人计划入各单位，并与入党、提干、奖 励、分房等人生大事关联在一起。人事档案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国家单位对人事档案的管理也就越来越趋于封闭。任何人不得查阅和复制本人及其直系亲 属的档案之规定，盖始于此种观念。《规定》则明确说明，按照《条例》，任何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
对人事档案制度影响巨大的《条例》，从出台至今20多年时间里没有修订。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注意到一个啼笑皆非的现象，作为人事制度 的概念，干部编制如今已经被公务员编制和事业单位编制所取代，“以前大中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都是干部，现在没有这个概念了”，而档案管理上，干部档案仍沿 袭至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认为，“组织”将不利于个人的结论塞进档案，相当于在不听取当事人申辩的情况下进行秘密审判、宣判和传播对当事人不利的结论，使当事人蒙受不利而永不知情。档案管理决不是要赋予“组织”这种超级权力。
方流芳所言，不仅仅是宋红阳查阅请求遭拒这么简单。2003年，湖南作家汤国基档案事件轰动一时。汤国基偶然得知，早年在档案中他被评价为精神 不正常，他认为这造成了他多年无法就业(2004年4月15日，汤向法院起诉湖南省教育厅行政不作为，2004年12月，在经历一审败诉后，汤国基的诉讼 请求再被驳回，终审败诉)。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一位不愿具名的受访者身上，他在工作上多年不被任用，后来，他发现自己档案中存在着学生时代的评价，不适合某职业。
陈潭曾接到河南郑州一个求助者的电话，这名求助者的老师出于好心帮助他修改了档案中填报学校的志愿，以至于他进入煤炭学校上学，并被分配至煤矿工作，因工致残。
这些问题都指向了个人无法获知档案内容这一规定。这条规定，在学界被诟病多年。朱玉媛举例，《档案法》规定，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档案 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如此，不得查阅的条款则与其他法律法规 相矛盾。
欲诉学校侵权
与吴玉程见面后，宋红阳给吴玉程发了两条短信，告知吴玉程自己即将离开合肥返回深圳，希望吴玉程能尽早告知协调结果。这两条短信没有收到回复。
3月14日下午，掐着学校下午上班的时间，宋红阳又给吴玉程打了两个电话，电话一直响着，直到自动挂断。宋红阳忍不住又去学校办公室找人，刚进去又叹着气出来。吴玉程发来了回复短信：无能为力，敬请谅解。
宋红阳想到了放弃，《条例》规定，干部死亡，由单位保存人事档案五年后，移交本机关档案部门保存，按同级国家档案馆接收范围的规定进馆。“五年不行就十年，总得公开吧。”
但一种传闻又触怒了宋红阳。宋红阳听说，他在微博上讲述查阅档案经过一事，被学校得知，学校方面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相关部门。这让宋红阳收起了放弃的念头。
律师王晓东曾告知宋红阳他的想法，《条例》非国务院制定，不属于行政法规，虽由国家档案局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但制定和解释权却在中组部，亦不属于部门规章。
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孔维钊则认为，不得借阅的规定，侵犯了公民基本的知情权。
赶在离开合肥前的最后时间里，宋红阳与孔维钊见了面，尽管仍有亲属在合肥工大，宋红阳还是决定将学校告上法庭，委托孔维钊对学校提起行政诉讼。
宋红阳觉得，若规定不合法，就该改变它。但孔维钊提醒宋红阳，法院可能不受理起诉。宋红阳则说，能往前推一点就推一点。
改变的方向并非没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英玮曾提出改革的几点建议，改革后的制度设计清晰明了，前提是更加透明，建立有效的参与和监督机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武汉大学不愿具名的学者也称，相关部门已经组织专家准备对《档案法》再次修订，只是一直没有下文。
“人事档案应该成为人力资源管理工具。”王英玮认为，不能再让人事档案控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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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里的神秘人生
在相对人第一次就业时，用人单位将为他建立人事档案。
人事档案中记录了相对人的履历材料，自传材料，鉴定、考核、考察材料，学历和评聘专业技术职务材料，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奖励、处分材料，录用、任免、聘用、转业、工资、待遇、出国、退(离)休、退职材料以及各种代表会代表登记表等材料。
可以说，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事档案作为一项常规性的公共管理工具在我国的信用建设、干部管理、国家安全、福利分配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源自政审制度的人事档案制度发展至今，其作用也出现了双轨制。
对于由早期干部概念发展而来的公务员编制、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人事档案仍然具有其最初被设定的政治功能。政审、提干、评定职称等工作都需要人事档案。对于“体制外”的人，人事档案功能不断弱化，弃档、死档现象普遍。早年数据显示，弃档比例超过六分之一。
高考中的冒名顶替、公务员履历造假等社会问题，常常见诸媒体。这些问题背后原因之一，即是人事档案制度的不够透明。档案相对人不知道档案被冒用，违法修改档案无法受到公众监督。(张晗)
南都记者 张晗 发自安徽合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