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春龙嘉机场乘大巴开往市区，一路由东向西，首先看到的便是长春新区。这是由国务院2016年12月批准设立的，在路旁的广告牌上，当地人将其视作东北振兴的“新引擎”。
2016年，吉林省的GDP增速达到6.9%，位列东三省第一。在这里，民营经济渐渐有了“抬头”迹象，创业园区、软件企业的身影也都在这里出现。
接受采访的大多数民营企业主和政府官员都承认，“投资不过山海关”的事实依旧存在。在GDP增速的背后，省市区各级政府密集出台政策，拉动民营经济的发展。但办事效率、投资支持等方面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前进的步伐。而经历大浪成长起来的少数民企又往往与汽车、农产品等相关，难掩结构单一的难题。
在产品结构、政策、投资等方面，长春正在进行一场有关民营经济的“探险”。
【探险之政策】
孵化128家企业，三成曾夭折
2月22日，新京报记者见到曾建鹏时，他正准备与长春市青年创业办公室副主任王博及诸多创业者们一道，讨论正茂创业园区的扩建问题。
2014年，从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毕业的曾建鹏创立了主要从事气球销售与艺术设计的花伴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落户在长春青年创业工厂正茂园区。曾建鹏告诉新京报记者，“去年的营业额接近200万元，利润有40%左右。”
曾建鹏是正茂园区的第一批创业者，他们在这里可以享受零房租的优惠政策，每月可以省出几千块的房租成本。
2016年年底，吉林省政府颁布政策称，在2016年要新认定10个以上省级大学生创业园，每个创业园至少入驻大学生创业企业20户，每户带动3至5人就业。
在王博看来，推广创业园项目，对参与园区建设和配套的企业来说是一种冒险举措。“因为对于企业来说，这不一定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比如我们为园区配套引入的一家健身馆，园区位置比较偏，方圆五公里内只有两个小区，入驻初期他们可能面临着赔钱。我们只能带着诚意去和他们谈，取得他们的支持。”
另外，正茂园区的房租也并非真的不用缴纳，而是政府和建设产业园的公司一起承担了。王博告诉新京报记者，“正茂园区是长春团市委、二道区政府结合吉林省正茂生产资料市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创立的，这里原本是物业公司的库房，建设的时候都是靠企业预付，政府再分期付款。”
进驻创业园的企业也并非都能一帆风顺，王博透露，截至去年年底，园区累计入园企业128家，因清退等方式“死亡”的企业有40家，占孵化企业总数的31.25%，“我认为这个数不‘磕碜’，因为既然支持创业，就必须要承担这一责任。”
这个数据比此前略有改进，2015年，共青团长春市委青年创业办公室主任肖迪在当地媒体上透露，2014年，整个创业园区创业死亡率约为50%。
不过，2015年末的一项媒体大型调查仍显示，62.7%的受访东北人认为，在东北创新创业并不太容易得到支持。68.7%的受访东北人认为一些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一般。
【探险之观念】
一个合同需20个领导签字
在新京报记者接触到的多位民企老板们眼中，近年来，当地政府、大企业“吃拿卡要”的现象已经有所转变，不需要再靠送礼来获取项目。但在政策的执行与办事效率上，东北地区仍然需要继续改进。
杨少伟2014年接手软件外包企业金赢科技，专门从事软件外包工作。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公司所在的高新区办事比较方便，但在吉林省其他地方，一些政府和国企的办事效率依然较低。
“回款最困难的是和国企合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比如我给一家国企做项目，项目经理只负责验收，但在这之前，需要提采购申请，还要加入供应商审核名录签合同，这一程序很复杂，需要约半年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已经把项目做完了，之后等合同签完再拿着合同找付款那边的负责人，一个合同需要大概20多个领导签字，拖半年，这对于企业的现金流影响很大。”杨少伟告诉新京报记者。
一位国企员工表示，当地很多部门和企业的思想观念仍然体现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办事效率自然会拉低。
与杨少伟类似，翱天宇智控科技副总经理刘超刚刚经历了一轮被“拖”到失败的融资经历。
作为一家2014年成立，从事固定翼无人机销售、航飞服务的较有科技含量的公司，翱天宇曾在创业大赛上拿过奖，获得过政府的资金扶持。但在刘超看来，政府的几万元资金不足以为企业发展解渴，所以刘超开始频频接触吉林地区的风险投资公司。
几经周转，刘超获得了某投资公司的青睐，双方尽调已经完成，进入了洽谈阶段，但最后却不了了之。
“这家投资公司具有国资背景，出于体制的原因，流程一直没有走完，后来公司换了老总，那个投资项目的事就没了下文，投资经理为了这个事情也挺‘崩溃’的，但没有办法。”刘超告诉新京报记者。
一家熟悉东北地区投资公司运作模式的人士向记者表示，天使基金从申请、尽调到上会、批复，整个审批周期一般要花费四到六个月，“资金并非小数目，不能冒险。”
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投资人士看来，一线城市的天使投资评估期“快则几天，慢则一两月”，四到六个月的周期往往无法适应市场机会稍纵即逝的创业者。
为简政放权，给企业“减负”，吉林省人民政府在去年下发了《关于清费减负优化发展软环境措施的通告》，在具体政策上进行简政放权，如取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两个前置条件等，吉林省工信厅还专门设置了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
“为了给企业减负，我们在省市县三级开了同步的新闻节目，开展了发展软环境的座谈会，会后省政府联系出台了6期通告，56项措施，全年减轻企业负担262.5亿元。”吉林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张涛告诉新京报记者。
【探险之投资】
投资人更乐意“跟投”
在刘超看来，“投资不过山海关”是客观存在的。“虽然长春的投资公司很多，但实际上做初创期和天使轮投资的企业和单位屈指可数，就两三家，而且东北的投资公司对目标企业的风险评估与技术评估存在一定问题，投资公司更乐意跟投。东北的投资人看公司不够大就不敢投资，或者需要抵押物，以借贷的形式投资，或者就需要很完善的对赌机制。”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回顾与展望》，2016年北京和上海的私募机构数量都接近2000家，而吉林省仅有44家私募机构。
2016年9月10日，标准排名和优客工场联合发布的《2016中国创新创业报告》显示，2015年东北地区的创业融资金额倒数第二，只有31.76亿元，仅高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创业项目为18个，在全国倒数第一。
据新京报此前报道，缺少优质团队和东北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创业投资机构很少踏足东北的两个主要原因。有投资人认为，“从北上广深，包括杭州来看，需要当地有比较成熟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否则互联网人才很难在当地留住，出现好的团队的几率不高。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2月23日，新京报记者走访了长春市中心城区的华夏大厦，这里挂有许多“投资公司”的牌子，但记者在该大厦发现，绝大多数的投资公司从事的业务都是互联网P2P以及小额贷款，并未发现真正的天使基金。“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10万到1000万的无抵押信用贷款，还款方式一般是等额本息，期限一年。”海佛兴民投资有限公司贷款端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生产加工类企业比较好批，金融矿产房地产等风险大、账期长的公司我们一般不做。”
刘超向新京报记者表示，许多投资公司不做天使轮的原因是看不清东北企业将来成长的预期，甚至投资人本身的思想和思维就受到局限。“南方的投资公司有很清晰的思路，比如在深圳，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可能不会投太多，投一二百万，然后就看公司如何成长，能否上市，如果不能如何退出，有很完善的思路。而许多东北的投资人习惯通过人生阅历去判断，不肯冒险尝试新鲜事物。”
【探险之短板】
“和江浙企业在一起，永远被忽视”
在杨少伟看来，在东北，结合地区特色才能有好的发展，没有“大客户”的企业难以生存下去。
在杨少伟接手之前，金赢科技的主营业务是平板电脑点餐系统，“这在长春很难做下去。而且当时即便是安卓的平板电脑也要1000多块钱，不少餐厅用不起。”
“在某个展会上，一个做风投的人告诉我，在长春做软件必须要有一个大客户，如果没有，光靠小的在这里做不下去，长春最大的客户就是一汽，于是我开始渐渐往汽车的方向发展。”
长春高新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刘长乐告诉记者，一汽带动了整条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它带动起来的企业又会成长为大企业，再带动小企业的发展。“这可以形成循环，政府也在谈招商，但如果小企业不活跃，大企业也招不进来，因为缺少配套服务。例如天火科技最初所做的就是给汽车厂进行配套，后来他也有了自己的产品，还购买了一条生产线，逐渐变成了一个上游企业，需要许多小企业为它进行配套服务。”
在万易产业园从事运营工作的郭秉光告诉新京报记者，除了汽车行业，吉林省也是农业大省和医药大省，在其所在园区有不少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和医药相关行业，例如一家企业生产人参皂，把人参的精华整合出来和肥皂结合在一起。与一些药企进行直接合作，就进行推广了，这类产品很受南方人的认可，销售很好。
在吉林，在汽车和种植业上下产业链布局较有优势，但只发展这两种行业，必将造成产业结构单一的后果，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影响。
这也是东三省的经济“通病”。在吉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柏看来，传统的农业种植加工和装备、能源为主的重工业构成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但单一产业结构必然造成产品的有限性和附加值的局限性，结构简单会致使产业竞争能力下降。
2月21日，新京报记者见到了长春漫猫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新。漫猫科技总部在杭州，李新是被派往东三省发展的“合作方”。
李新坦言，这里的市场接受程度并没有南方好。“我们是做云投影手机及手机商城的，但在东北，除了一部分‘果粉’，在推介产品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了解了一下，然后就没了下文，产品推进相对南方较困难，总部也理解我们的处境。”
“而且在推广自家企业时，如果我们和江浙的企业一起出示名片，我们永远是被忽视的那一个。”李新自嘲道。
同样从事新兴行业的刘超也正在经历“阵痛”。刘超告诉记者，深圳任何一家做玩具的企业都可以做无人机，因为很多主控板等芯片在当地都能解决，这在长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原因，刘超把翱天宇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放在了深圳，“放在深圳可以接触很多信息，不让他回来了，所有零部件都对各个供应商直接提需求，通过网络测试结果，直接发货，德邦物流到我们手里。”
去年起长春出台9项新政拉动民营经济
在长春高新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刘长乐看来，长期以来，由于政策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外界形成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不过，长春已经在近年开始寻求政策上的突破。
“原来我们的工业用地是不能独立分割独立出售的，这意味着如果高新区有一块地，但有两个企业都想使用，是不能分开卖的。”2月16日，刘长乐告诉新京报记者，“但2016年10月政府出台了文件，进行了突破性尝试，从2017年起，工业用地上面所建的厂房可以独立办理产权，独立分割转让，这对整个工业生产的企业是巨大的利好，能盘活企业不需要的资产。”
新京报记者从长春市政府网站获悉，2016年至今，市政府共公布了9份与简政放权或大众创业有关的政策文件。其中显示，长春将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汽车零部件、先进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光电信息、生物及医药、动漫设计、大数据、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双创”示范。
在高新区产业服务部部长徐宇红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长春新区产业发展政策汇编”文件上，长春新区在2016年出台了5项政策文件，涵盖服务业、科技创新、金融创新、人才聚集和新兴产业发展5个方面。根据这份文件，长春新区设立了总规模为1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扶持资金、总规模10亿元的新区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以及总规模5亿元的科技创新发展扶持资金。
此前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重工业的基础，东北地区有望培植出一些基于高科技的，高精尖制造项目和基于工业或农业的互联网+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