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此前，国务院国资委也就国资国企改革进行了部署，明确了2017年国资国企改革的任务，提出了进一步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地方则按照中央要求，也都对国资国企改革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且都把混合所有制作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点。如浙江省就明确提出在2年内完成全省首批5-10家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
那么，为什么对“混改”如此期待，“混改“到底能给国企带来什么呢？显然，对这个问题，很多地方并没有完全搞清，更多情况下，只是为了跟风，为了表达对待改革的态度。实际上，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只是为了迎合改革、迎合上级的要求，而是要解决国企运行效率不高、效益不好、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有效提升国企的运行效率，让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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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企的最大问题，就是运行效率不高，投入与产出不协调，没有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盲目投资、盲目扩大企业规模、盲目决策现象比较严重。这一点，从各级审计部门对国企的审计中就能得到充分反映。产生问题的根源，就是体制。这也意味着，要想提高国企的运行效率，解决国企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对国企的体制进行改革。其中，打破现行国有独家控制企业的体制，建立混合所有制，并通过“混合”增强企业经营者的约束力，避免盲目决策、盲目投资等现象的发生，有效提升国企运行效率，是最主要的方面。
既然国企运行效率不高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通过体制调整和转型来完成。那么，对国企“混改”的成功与否，也应当用效率来衡量、用效率来评判、用效率来考核。也就是说，各地在提出国企改革目标、制定“混改”方案、评价改革效果时，必须把如何提高效率、提高投入产出能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等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标准，而不只是引进一个战略投资者、实行了混合所有制结构，就算“混改”任务完成了。殊不知，这只是改革第一步，或者说只是打开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门。这扇门到底能不能走得进去，能走出一条什么道来，还要看改革以后的情况，看运行效率有没有提升，投入产出能力有没有增强。因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上一轮国企改革中，已经有许多企业实行了混合所有制。特别是地方国企，实行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多得狠。实际结果，也是好的好、差的差，成功的案例很多，不成功的案例也。原因就在于，前一轮改革更多的讲的讲的是速度，而不是效率。改革以后，也没有一个部门对改革的效率进行过评价，没有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总结出多少经验。教训，则主要局限于有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必须注意，改革不成功，改革方案制定不科学，改革的效率没有提高，就等于是国有资产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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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如此，新一轮国企“混改”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把对效率能否提高作为国企改革、国企战略投资者引进、国企整体上市、国企员工持股、国企股价制改造等的主要评判标准。凡不利于企业效率提高、投入产出能力增强的改革，就要十分谨慎，宁可慢点，不要有任务思想。几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有许多可以吸取的教训。中石化销售公司只以吸引资金为目标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无多少经验可取。相反，中国联通与BAT（百度、阿里、腾讯）之间的合作与混改，似乎更加符合效率提升的目标，更利于投入产出能力的增强。要知道，BAT都是互联网领域的领头羊，他们不仅可以给联通带来资金上的支持，还有技术、业务、信息、数据、市场等方面的帮助。这样的“混改”，才更符合国企改革的要求。
事实也是，对国企来说，现有的技术、能力和条件，既可以在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竞争，又似乎缺乏有效的竞争力。有一定竞争力，是因为国企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有了不少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又在体制的制约下，无法得到发挥，有的甚至变成了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混改”，才有可能得到解决，才有可能有效提升企业的运行效率和发展水平。
而就国企的实际情况来说，引入具有市场营销能力、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的投资者，可能比单纯引入有资金能力的投资者要好得多，要更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得多。因为，对多数国企来说，并不缺钱，也不缺银行等的支持，缺的是如何让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让资金能够严格按照市场要求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资金，化解企业债务过重、资产负债率过高的矛盾。因为，减轻债务负担，也是提高企业运行效率的手段之一。
从总体上讲，国企“混改”必须把效率放在首位。方案制定要科学，政策要稳定，措施要扎实，要能够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只有效率提升了，改革的目的才能达到，才能体制“混改”的优越性。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宁可步子放慢一点，力度小一点。
